燃冬

《燃冬》马上要和中国观众见面了。

从完成《爸妈不在家》，正式成为一个长片电影导演，到今年《燃冬》，刚好有十年了。其中，我花了六年时间才在新加坡完成第二部《热带雨》。疫情之中，又再完成了两部片。一个电影导演，一辈子能做完的片子是很有限的。

我很幸运，在过去十年里，得到很多观众，尤其是中国大陆观众的关注和支持。我的电影里放了很多情感，出于日常生活，是平凡的也是细腻的，可能没办法轰轰烈烈地砸到观众脸上，而常是慢慢流淌下去的。

战战兢兢地自己和自己卷了十年，拍《燃冬》让我有一种回到原点的感觉——这可能是人在新阶段的起点时常有的感受——我放下了一些刻意的自我要求，只想用电影的眼光去看世界，再用电影的方式呈现出来。因为疫情让很多电影院都关闭了，我对不被看到的电影、不被看到的自己，都产生了存在焦虑。是真的，这种焦虑催促我去用实践证明，我还会拍，电影还需要在那里，还会有人进影院看电影。

《燃冬》是一场冒险。这次创作的目的不是寻求或达成一种完美，但在过程中发现，伴随和电影的新型关系，这部作品获得了一种驳杂的生命力，来自于路上遇见的一切。我觉得自己像是一把放大镜，在北方的雪地里，找到了一个关于冰的隐喻。随着日光汇聚，从冰里融化出来、解放出来的，并不只是属于我，而是原本就冻在那里的东西。

这不是一部单纯、甜美的爱情电影。《燃冬》是一个三人故事，他们是三个独立的、年轻的、也渺小的个体，在心灵边境上寻找出路。他们不曾拥有足够的关注，也始终对打开自己心怀怯意。直到三角形搭建起一个安全的庇护所，他们得以互相看到。正如他们的长白山之旅——从现实步入山水画留白的艺术虚构——对外界社会噪音的限时屏蔽，放大了心灵的细微悸动。

但它也确实是关于爱的。这个故事里，有人在爱，有人相爱，有人等待爱，有人拥抱爱。将创伤疗愈的，是由爱激发的动作。爱自自然然流转出现，成为一条将人们联结起来的纽带。娜娜、浩丰、韩萧由此得以从雪地里走出来，向人生的未来而去。电影只描述了一个短暂的过程，没让大家看见他们后续的生活，但故事发生这几天的电信号，我想已经满载了。希望也能和大家人生中爱的体验，交流出火花。

爱的概念之大，不只有亲密关系，它是人类生活在这个时而荒唐的世界上所能拥抱、拥有的最大可能性。人和人之间的关怀共处，是贯彻我创作的始终。我很感恩在创作《燃冬》过程里收到的很多很多爱的能量。要感谢所有的伙伴，所有和我、和这部电影一起走到今天的人，我爱你们。感谢在东北极寒天气里共同战斗的工作人员，他们每一个对这部电影都至关重要。感谢真的有把自己投入进电影的三位杰出的演员，周冬雨、刘昊然、屈楚萧。他们在这场冒险之前，出于对电影的热爱，给予我无限的信任；在冒险中，配合我的任性；冒险之后，电影走上院线的今天，我们仍然互相陪伴。我很荣幸和这么优秀的三位演员一起创作。

我们都爱电影，在这样一种信仰里，银幕就是爱恰恰可能之处。我和他们，也包括即将入座的你们，目光终将交汇于银幕之上，那里会发生无限折射，映照出所有人的人生。

我相信，爱只要发生过，痕迹永远在那里的。

陈哲艺

隔了几天再来聊聊《燃冬》。

三个演员都是我很喜欢的人，我对这部片很有好感，但是它拍得太平庸了。在创造上，它的一些灵魂时刻并非是原创的，《法外之徒》《祖与占》启发了它。另外，在如何呈现灵魂时刻上，它选择使用音乐和没有任何指向性的镜头。这制造了一种无意义的漫游感，可这种无意义若没有依托就不成文章。站在观众角度，无意义是一种体验，站在创作者角度，可能代表你没创作意识。一旦创作者没有意识，故事就矫情了。

我们不妨先简单聊一聊《祖与占》，我看过很久了有点忘了。影片的历史背景很复杂，片子里大段台词听起来也很随意，在另一层面，它却有系统且强烈的指向性。那是个处于战争阴影的年代，男人外出打仗，女人劳动并发现了自己的主体性（这样说太笼统了），女权观念正在兴起，女主角是一个接受了这些观念的人物，她在特吕弗的镜头里像太阳一样耀眼，她要抒情，要言志，要跳下塞纳河。

我记不得它的一些台词，却记得这种明晃晃的时代指向性，以及无意义却隽永的哲学意味。原著作者已进入睿智的暮年，那种对青春的回望之感很强烈，也说明故事是被理性头脑反复琢磨过的，电影里人物说出来的话是文学的话，名字叫祖与占，却不叫凯瑟琳。

三位主创已言明，《燃冬》是东北版《祖与占》。冬雨饰演的娜娜是全片的灵魂人物，但她不像太阳一样耀眼，而更像被太阳（和摄影机）照耀的人，穿起滑冰鞋在阳光里起舞。随着故事的开展，我们会意识到娜娜在镜头里是一个客体。另一方面，昊然和屈楚萧则是性格、气质不同的两个男孩，各怀心事，他们也没建立起新的主体性。

如果瀑布是凯瑟琳，激烈的漩涡是占，平静的河流是祖，那娜娜、浩丰和韩萧则是同一汪清风吹不起半点涟漪的忧郁的湖水，无本质区别。我当然不是在强行对比两部电影，只是借这种语境，更好地说明《燃冬》的问题所在。它缺少了时代依托。

纵然《燃冬》在台词里投机一般提及疫情，可我们看不出环境和疫情的关系。纵然有一个小偷带着喻义而来，但那是第四者，需要更深层指明他的背景，才能让他成为喻体。它的每个人物都只讲了冰山露出的一角，有若干碎片，观众却不可以拼出海中的部分。因为创作者并未建立完整的伏线，台词中也没有再深刻一点的关联性。

影片拍摄的那一角冰山之下再没有冰山了，而是一整个大海，观众要依靠自己想象冰山的部分。能带入一点的观众会觉得它还有点意思，但不可带入的观众就会看得索然无味。观看时，我知道浩丰的碎片信息，我能靠我自己在北京的处境帮他补足上海部分，但是身为观众不该这么做。昊然表演所呈现出的遗憾，首先是来自导演的原因。

我看到昊然的时候，想起的是我高中时代的忧伤，80后45度角仰望天空，有忧伤的姿态，却并无忧伤的实质。或许《燃冬》把时代背景前挪20年是恰当的，郭敬明写那个忧郁少年，悲伤逆流成河，韩寒写那个健气男孩，是金子要发光的。娜娜则有属于她的大女主觉醒之路。

我想说的是，影片所呈现的忧郁、焦虑、无所适从的状态，不是疫后这两年青年们的状态的本质，它错位了，回到很久前的青春小说的程式里。这或许说明创作者还没意识到这片土地正在发生什么，没有理解当下的情绪，也没准备面对创作该负担的诘问。

三个人原本不是同一汪湖水，只是创作者让她们共享了同一种无望的命运。那我们作为人的生命力去了哪里呢？

“还有吉他呢？弹一个。”

“我不会，这是合租的人留下的，她去韩国打工了。”

这个对话一结束，屈楚萧饰演的韩萧立刻取过吉他，弹唱了一首朴树的《苏珊的舞鞋》。

场面一时安静了下来，大家都停下了动作，听他弹唱。

这时候陈哲艺的镜头随着音乐的流动，也开始在三个年轻人之间流动——这是电影中主角们第一次一起玩耍。

镜头扫过周冬雨饰演的娜娜，她落下了一滴泪。

扫过刘昊然饰演的浩丰，他一直盯着娜娜。

陈哲艺非常会拍情绪，会拍情感的流淌，微妙的变化，在彼此间的撕扯。

娜娜因为韩萧的弹唱落了泪，但关注和捕捉到这一滴眼泪的却又是浩丰。

有意思的是，后来，他们去嘈杂的酒吧玩，浩丰一个人独坐突然哭起来。他的这一哭，却是被韩萧看见的。

在爱情故事中，有一类是遭遇 “闯入者”。一个全然不同于周围的外来人，突然闯入，搅动一池春水。从“这个妹妹我好像是见过的”到很多公路电影都是讲这样的爱情。对于娜娜来说，浩丰就是这样的一个闯入者。

这样的人自然是有新鲜魅力的，随着他的到来，仿佛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当然爱情故事中也会有另一类的“守候者”，他们一直默默守候，甚至作为两小无猜的关系陪伴成长，熟稔而贴心。韩萧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原本，他和娜娜的生活可能就这样一成不变了，直到“闯入者”的出现。

于是原先天平的平衡就被打破了，彼此之间暗流涌动。守候者会对闯入者有天然的敌意，闯入者对守候者也有，还伴有一丝歉意。

但更深层的，守候者也会对闯入者有一点好奇甚至羡慕——为什么他的到来可以让她变得好像与以往不同？而闯入者也是会对守候者嫉妒的，因为他们之间由于时日长久所形成的默契是自己一时之间不能比的。

这便是爱的复杂之处，也是人性的矛盾和复杂。

我嫉恨你有我所没有的才学产生的魅力，你嫉恨我有会弹唱、会做饭的才华产生的魅力，但这份嫉恨因为同时想要吸引她，于是我们竟然彼此也好奇起了对方，我们也产生了羁绊……我们之间也彼此吸引起来。

看《燃冬》时，我会忍不住想起法国电影《戏梦巴黎》《巴黎小情歌》《祖与占》……但陈哲艺又将这份情感的流动拍得深沉而隐秘，只用微小的一点表情和动作来传递，是年轻的躁动，但也还是东方式的表达。

而且这种爱的嫉恨与吸引，不光是爱情，也可能是友情、亲情。是一种情感的复杂流动。

就好比娜娜和前队友之间的关系。电影中只用几场虚虚实实的戏来表达娜娜沉痛的过往，给我们留下很多可以展开的空间。

比如，娜娜的伤到底是怎么来的？她和前队友之间有着怎样的过往？她们是队友，同时也会是赛场上的对手？她的伤和她有没有关系？……

而队友仅有的一场戏，将两人之间这种爱恨交织表达得欲说还休，却也矛盾复杂。

她或者恨娜娜的离开，但依然表现出对她的想念。娜娜冷漠于她的到来掀开伤疤，但还是忍不住去看当年一起比赛的合影……

人啊，就是会这般复杂，难解，却也在情理之中。

就像娜娜，离开冰面之后，干脆找了一个与以往完全不搭界的导游工作干起来，每天说着一样的台词，喊着“姐”“大哥”……但，都走得那么远了，还是来到一个冰天雪地的城市。

“怎么会突然醒来——在这个昏暗的房间里——还有那些一下子变得不相干的城市噪音？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那么不相干，一切，没有任何存在是属于我的，没有一个可以让这个伤口愈合的地方。我在这里做什么，那些举动、那些笑容的用意何在？我并不在这里——也不在别处。而这个世界不过是一片陌生的风景，我的心在里面再也找不到支点。异乡人，谁能够明白这个词的含义。”这是加缪为写小说《局外人》做的札记，小说又译作《异乡人》。

我在看《燃冬》时会忍不住想到这部小说，忍不住想到加缪。

娜娜和韩萧总是对浩丰说：“留下来再玩两天。”但后来才知道，其实他们和他一样，都是这个城市的异乡人。

看上去大家来的原因各不相同，有人是来给小姨饭店帮忙，有人是换个工作来当导游，有人是来参加朋友婚礼，但内里的原因却是一样的，那就是逃避。逃避几乎是每个异乡人的终极缘由。

有人逃避家乡，有人逃避原生家庭，有人逃避循规蹈矩的生活……

三个逃避者在这个冰天雪地的异乡游来荡去，走走停停……看似无所事事，波澜不惊，但因为彼此相似的内核，变化和影响还是在他们之间产生了。

电影最高潮处显然是在皑皑白雪里去爬长白山，去看天池。结果雾大看不成了。有心理问题的浩丰还是决定要葬生在这里。却偏偏这个时候，韩萧喊了一声：“娜娜！”

这一声喊，救了浩丰（他喊她的名字，却救了他的命）。因为从电影开场就离群索居的他有了牵绊了。

这时候出现了电影中又一个虚实夹杂的情节（结合前面浩丰讲娜娜是“熊女”），一只大熊出场，然后闻了闻娜娜就离开了，并没有攻击他们。娜娜流下了泪水。这之后，如泣如诉的《阿里郎》歌声唱起……

这之后，娜娜终于给母亲打了电话，并且表示“过年，回来。”这纷扰糟心的现实生活也是令人恨的，却也自有它红尘的吸引处。

不过我最爱还是韩萧最后的选择，他选择独自潇洒离去。不记得是谁说的：你以为会一直等在那里的人，他也是会离开的。（当然，留下的也不见得就一直留下了，因为，人也是流动的。）

最后，我想说，《燃冬》这部电影敢于上院线也是一种勇气，这电影注定有人会很喜欢，有人会很不喜欢。和我一起去看的朋友就不喜欢。因为在我们这个已经习惯于给人给事贴标签的时代，习惯于用一些刻板印象就以偏概全的时代……我们可能已经无法正视情感的复杂与流动了。哪怕是自己的。

我们习惯了轻轻松松就放过了自己，而忙着用标签和刻板印象来批判他人。

而偏偏，这也正是人性的复杂之处啊

不讨论演技的问题。

年轻人是香烟、酒精和无病呻吟吗？当代年轻人的问题，可能更隐晦，更没法宣泄与反抗。我倒觉得电影在讲述当代年轻人困境的时候都比较温柔，或者蜻蜓点水。我反而觉得那个小偷才是真正的主角，或者人生里的大多数。他那么像大萧，留着胡子又像浩丰，奔跑像娜娜。娜娜我倒觉得如果导演将角色设计为一个化名会合适。一个个抹去名字的人远离家乡，或者正在离开家乡。在书店里偷书，是一个彻底小镇的小镇青年提出来的疯狂建议，由两个迷失的在各自人生旅途的人应声附和，去一起营造一场被偷来的时间和空间，去浅尝一次还没有来得及实现的梦想。如果单纯的以大萧的视觉去凝视另外两个人的话，也许更加奇妙。一个疲倦的游客被一个隐瞒自己经历的熟悉又陌生的女孩引诱，两个人的互相救赎，而他只是一个旁观和叙述。对于他自己作为小镇青年的人生，圆滑又简单。每日做的是重复的工作，买菜，运菜以及躺着。而我们大多数人呢？既没有滑雪的天赋，又没有在金融圈混得如此光鲜亮丽之后的郁结。这两个在互相救赎的人中，他们是最相似的，他们才原本拥有一个伟大光辉的人生风景。而他只是一个无所事事，循环往复的废物青年，他有感受，他有自己的微小的私藏天地和美食手艺，他等着别人来发现他来唤醒他。

他们都不是本地人，却说着朝鲜话。屈楚萧说着家乡话，又为了融入说着蹩脚的朝鲜话。融入，或者讲被迫融入，离开家乡的原因有很多。但不外乎都是同一个主题“逃离与反抗”。有些人的逃离与反抗会表现得冲击力和杀伤力，比如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里的选择自杀的昆汀，还是选择逃离和以自我贞操来做反抗的凯蒂，或者最后翻窗偷掉舅舅私吞的抚养费的小昆汀。虽然是去他妈的贞操以及去他妈的社会的那份期望，就像福克纳本人评价一样，看完了只会“最使我心烦”和“最使我苦恼”。燃冬倒不一样，拿在一起评价显然还不够。情绪和冲突还不够，画面的呈现和表达还不够。当然了，根本原因也许在于剧本本身就还不够。他太温柔了，温柔的就像是三个人都像是在用偷来的时间，度过了一场短暂的梦。早晨一到，每个人都会从梦里醒来。是的“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早晨，时候到了自然会醒来”。我倒觉得导演想必是看过《一个人的村庄》。或许才那么钟情于选择在延边以及长白山的大雪，但还是希望能看到更多去选择表达少数民族的语境以及生活。汉族的表达太多，而少数民族的表达正在消散。

另外一点想有所期待的是更多异乡人的表达，中国人的变迁也许现在已经到了空前的时刻，河南人去往了哪里，四川人去往了哪里以及东三省的人又去往了哪里都是值得描绘的场景。那位融合了三个人面孔的小偷被抓住了，没有被冻死，但是他却在哭泣。周的角色在哭泣，在听到吉他旋律的时候哭泣。刘的角色在哭泣，在喧哗之内用冰水刺激自己感官体验的时候在哭泣，在疲倦的人生之下仿佛这个时候才有感官，才有知觉。大萧在哭泣，在背对着弟弟的时刻，为自己过往的人生。“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

一个人的村庄

8.9

刘亮程 / 2006 / 春风文艺出版社

喧哗与骚动

9.0

[美] 威廉·福克纳 / 2015 / 译林出版社

新加坡长大、学习电影，接着又到英国进修，并在那里生活了十多年，导演陈哲艺的身上兼具东方的克制和西方的自由。2013年，他凭借首部长片[爸妈不在家]，一鸣惊人，成为国际电影界最受瞩目的华人青年导演。家庭成为他的电影最为人称道的核心。但他接下来的两部电影[漂流人生]和[燃冬]，却不仅背离了家庭主题，还脱离了他熟悉的创作语境，在欧洲和中国完成。他试着用更快速但更自由的方式创作，走出新加坡，但仍以个人化的视角拍自己想拍的电影。

焦虑一直都有

你在酒店隔离14天时，只写出了[燃冬]的剧本两页大纲，写的特别的焦虑，具体因为哪些事情焦虑？

陈哲艺：我觉得每次创作都是焦虑的，对，我的一些创作上的想法还没有理清楚，所以就会焦虑。就好像我这周也非常焦虑，很快要回新加坡，年底拍的一部(电影的)剧本，现在还没完全修好。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跟创作完全结合在一块的。我有时候会读其他一些年轻导演的访问，大家会说：“这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工作”。我就还挺疑惑的，因为我每次创作都有很多痛苦。

那你有做什么事情来对抗这种焦虑？

陈哲艺：我通常会给朋友打电话。我还记得开始创作[燃冬 ]的时候，我打给我制片人说，“啊，要不就放弃了，别拍了”。我觉得跟我的星座有关，因为我是白羊座，从小到大可能很不懂得面对挫 败。我 通常不会拍一个我不能掌舵或者风险太大的题材或故事。这次也是，我觉得整个项目都很特别。我还记得我打给制片人，说我想拍一部跟我之前创作的方式完全不一样的电影。但是我在尝试做这个改变的时候，又很怕，有点恐惧。对，所以我每天都必须要 打电话跟 朋友聊天。我 就 说不如我们放 弃吧，不如我们怎样怎样。但是聊来聊去，就说那你已经决定要去做这件事情，为什么不完成挑战？有些朋友还会说他们也很期待最后会碰撞出怎样的东西。

因为那时正是疫情期，出行不方便，拍电影的机会很难得，如果是平时，你会不会真的放弃这次改变的尝试？

陈哲艺：我觉得我不会，其实我是一个说到就会做到的人。大家来挑战我，我就会迎接挑战。我为什么会发起这样的冲动，也是因为有人跟我说：“导演，你的影像非常的精准，剪辑、剧本也非常精准，感觉你控制欲非常强”。我在(拍摄)现场很清楚自己要什么，所以大家很好奇，更自由的陈哲艺是什么样子？我也很好奇，如果你不去控制所有的东西，它会是什么样子。疫情的时候，在家里关了很久，我就一直在重复思考这个。我要看到更自由的自己是怎样的，突破自己之前的创作。我只要迎接一个挑战就不会放弃，通常是这个样子。

诗意地捕捉情感

我看到一篇采访里，你说想把[燃冬]拍成中国版的[祖与占]，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陈哲艺：我其实不确定我有没有说过这个。我说过我想要拍三个年轻人，想到的经典电影就是[祖与占 ]。我之前的两部片子都算家庭片，大家都会觉得你看起来挺活泼、挺阳光的，但怎么拍东西都很老成。所以我就想说要挑战自己，拍自己不常拍的东西。好，我要拍年轻人。疫情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很多这样的文章、视频，关于当代年轻人的焦虑。中国、英国、日本、韩国都有很多类似的文章。那我要拍年轻人，拍什么？我第一想到就是 [祖与占]。我也很喜欢特吕弗，可能最喜欢的前十名的电影就包括他的[四百击]。[祖与占]里是三个人的短暂时光，好，那我要写一个两男一女的故事。

三个主角在书店偷书后奔跑那场戏，很容易让人想到[法外之徒]里三个年轻人在卢浮宫里的奔跑。

陈哲艺：我是在还原[法外之徒]里卢浮宫的那场戏。我还截了那个视频，发给所有主创。你仔细看那场戏，他们跑的那个镜头，后面还有两个人在搬一幅画。基本上他们怎么站、怎么跑、怎么抓，我是直接把[法外之徒]里的那段抄过来。

因为太容易让人想到[祖与占]或[法外之徒]，你有没有想过影迷会拿它们进行比较？

陈哲艺：我没有去想这个东西，我直接说是致敬这部电影。我本来没有这个(致敬)想法，剧本上没有。我因为堪景找到了这个书店，应该是全世界最长的书店，从来没有看过那么长的。正好我写了偷书这场戏，他们要跑嘛，我立马就想到了[法外之徒]那场戏。好，那我们就去致敬。

他们跑出书门口后又返回来付钱，为什么不直接让他们更放肆一点，跑走呢？

陈哲艺：我觉得这就是亚洲人跟西方人的不同，我们永远都有一种约束在。这个片子其实是挺东方、挺儒家的。我永远都是在传统中，寻找自己的一种自由或叛逆。

片中有不少骑摩托车的戏，这在中国台湾、东南亚电影中比较常见，内地导演很少拍骑摩托车，你对骑摩托车戏有什么情结吗？

陈哲艺：我不确定。我觉得在中国台湾会，但我是新加坡人。在新加坡，摩托车也没有那么多。太热了，开汽车的人比较多，我也从来没有拍过摩托车的戏。我是选好演员后，专门去看了一些他们的资料，然后为他们写(剧本)。我去看屈楚萧的访问谈到他周末很喜欢骑摩托车，十岁就开始学吉他，所以我就在戏里面给他骑摩托车、弹吉他。

这跟你以前创作的方式有什么区别？

陈哲艺：我这次创作的方式是更加自由的。它来自环境、来自我看到的、观察的，也来自演员。以前我的方式是硬要把演员套在我的想法里面。对，他就去演所有我已经设定好的东西。但是我现在想通过他们去建立这个角色。比如说周冬雨的角色以前是运动员，因为她小时候练过体操，我跟她说娜娜的背景，她可以理解。

你如何看待三个主角跟当下的联系，以及你怎么看待他们在故事中各自的一个作用？

陈哲艺：我在讲这三个人物的时候，想到的是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地方，各自被不同的东西打败的。一个是被梦想，就是周冬雨那个角色，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这个东西上，不懂得怎么面对挫败、面对家人，所以她就离开了。第二个是被整个机制打败，在华人社会，哪怕是在新加坡，从小我们就被灌输一种理念，就是你要学习好，升到好的学校，找份好工作，但是最后你得到的又是什么？第三个是根本没有被打败就放弃了，从小可能觉得自己没有很优秀，不爱读书，有点躺平的状态。我是以这样的出发点去想这些人物。我觉得我是以一个更诗意的方式去捕捉他们的焦虑。整部电影像一场梦，三个人在三四天的时间里，培养出很特别的默契、很深厚的情感，但它是短暂的。

[燃冬]

你在创作这部电影的过程中，你觉得你跟他们距离是近还是远？

陈哲艺：我很难说近或远。我花很多时间去看很多文章，在b站上面看了很多视频，在公众号上看了很多年轻人写的东西，甚至在豆瓣上面看一些发自内心的个人生活记录等。我觉得我是试着去靠近，但我毕竟不是年轻人。组里有一些年轻人对刘昊然演的角色有很深的感触。他们都有过自杀的念头，走过那种黑暗。我会跟他们聊，我说你看起来非常乐观、阳光，有说有笑。我感觉真的是因为我已经不是一个年轻人了，虽然我觉得我的灵魂还算年轻。

影片给人的感觉是由人物的状态带动故事，而不是情节，为什么选择这种方式呈现他们？

陈哲艺：我是一个外国人，第一次在中国拍电影。上班族每天的拼搏、每天的煎熬、每天都要面对的压力，我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处理清楚。我在拍的时候，我需要把一种灵魂、精神拍出来，而不是一种写实感。它的真实是一种灵魂的真实，情感的真实，有点像做了一场梦一样。我为什么会想到用冰块？因为我一直在捕捉的是这样的东西：他们三个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如水结成冰，但是你把它拿出来，稍微有一些温度，它就开始溶解。我希望捕捉是这三个人的关系在很短的时间内形成和消失。

为什么会选择延吉作为故事的发生地？

陈哲艺：我是先选了长白山才选的延吉。为什么选长白山？那时我已经写了整个故事的架构，它前面是发生在城市，结尾的部分要去到大自然，我需要他们三个人感受到大自然的一种力量。我希望是白雪一片。我的制片朋友就跟我推荐北方的自然景区，看了很多长白山照片，我对它有一种遐想，也去搜了它的一些故事。有一个长白山的传说，我也把它写入电影里了。去了那里看景，到底拍什么我还不知道，但是大概知道我要的那些景是什么。好，那我们需要找一个城市离长白山不太远，就找到了延吉，然后在小红书里面刷了很多视频。哇，这个城市怎么那么特别，我就立马就跟制片、助理开车去延吉，找了一个导游，带我们去看一些景点，感受一下这个城市，玩了三天。我把看到的所有东西都写进这部电影里了。

逼着自己成长

你的第一部电影[爸妈不在家]里，有你以前积累了很久的东西，所以拍完这部片后，有没有突然觉得不知道接下来要拍什么？

陈哲艺：是有一度会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那个片子非常成功，世界各地拿了40个奖，然后金马奖拿了4个大奖，包括最佳影片，也在戛纳拿了奖，卖到全球各地。那时候，我又签给了美国经纪公司，有英国的经纪人，美国的经纪人。他们会发各种各样的好莱坞剧本给你，大家都会跟你说接下来要去好莱坞拍怎样怎样。所以最后还是回归我只想拍我要拍的东西，回归到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去做这样一个东西。很多年轻导演拍完第一部片子之后，特别是第一部片子就很成功时，肯定会面临一种(不知道)接下来第二部要拍什么(的感觉)。

你怎么看待你最近的两部([漂流人生]和[燃冬])脱离你的个人生活语境的电影？

陈哲艺：我每个作品都很个人，[漂流人生 ]也是。我拍那部片子还挺痛的，有时候是一边拍一边哭，因为我花了那几年去发展这样一个剧本，我跟里面的人物走得那么近，我能感受到她所有的情绪跟煎熬。[燃冬]也很个人。虽然说感觉很自由，但是可能又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即兴，因为我觉得它还是回归到我拍戏的一个方式。那个情绪的表达如果没有出来，我会很焦虑，感到很挫败。我拍的每场戏、每个人物感受，我自己是演的出来的。我自己演不出来的东西，我是写不出来的。

你的前两部电影有很大成分是来自于你个人的生活经验，接下来的两部又完全超出了你熟悉的语境。那么，在这些电影里，你创作的冲动主要来自于什么？

陈哲艺：我所有的创作都离不开一种人文关怀。甚至有一天我拍科幻片，它也是一个情感上的软科幻。但我很怕重复自己，也很怕遇到瓶颈不再成长。我不可能每部电影都回到新加坡拍家庭片，我需要一直逼着自己成长。我从小在新加坡长大，新加坡是一个双语社会，看你是什么种族，你是马来人，你学的是英语跟马来语，你是华人就学华语跟英语。它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就500万人。来自那么小的地方，你要成长、进步，唯一的办法就是走出去，接触更多新东西，跟国际接轨。我在英国生活了15年，在新加坡学的电影，后来又去英国的电影学院。虽然我的技巧很西方，但我的灵魂非常的东方，甚至有些人说我之前的电影比中国导演更中国，很儒家。

[爸妈不在家]幕后

电影永远存在

从2013年的[爸妈不在家]开始到今年，已有十年，前面几年你的创作速度特别慢，反而从疫情开始变得特别快。这种节奏的变化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陈哲艺：真的是因为疫情导致的。我在那段时间有很大的存在危机，非常焦虑，全球的电影院关闭了很久。我的第二部片子[热带雨 ]在疫情的时候在很多国家发行，在法国发了大概一两周后，整个欧洲就被封了，电影院关门。4月(2020年)，我要去香港国际电影节，已经定复活节周末发片，然后电影节停办了，后面好像是年底才发行。我也去不了(香港)，本来是要跑一些路演。我那时焦虑的是作为一个电影人，我非常确定电影是永存的，电影院还会开门，大家还需要大银幕。但现在很多观影的习惯改变之后，大家都喜欢用手机、用iPad、用电脑看视频，我不确定大家还有那样的耐性去电影院看我这样的导演的电影。

这种危机感让你迸发出强烈的创作欲？

陈哲艺：我那个时候极度需要创作，极度需要证明自己是存在的。我觉得我在疫情那两年，有很多憋在里面的创作冲动，这个东西我需要抒发出来。远程拍的那个短片([隔爱])拯救了我，它让我看到了拍片有另外一个方式。对，我以前可能是花三年去打磨一个剧本，把所有节拍、细节都写的非常细。我拍了[燃冬]这样的电影后，更加有勇气去挑战很多东西。现在很多的基本功，我都已经扎实了。到了现场，我懂这个戏，懂要捕捉的情感。我很清楚摄影机要摆在哪儿。

现在。我的创作更加自由。我的创作节奏更快了，也是因为我已经不年轻了。我拍完第一部电影后去了戛纳，那时我29岁。大家都觉得你是年轻导演。现在我马上就要40了，我想在还有很多冲动的时候，去完成更多的电影。以后你可能考虑的东西越来越多，就回归不到现在很赤裸、很自由的创作方式。

在整个拍片的过程中，你最容易感到快乐的时刻是什么？

陈哲艺：场面调度或者镜头真的感化我，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很重要。我每次拍片都很辛苦，但最终你说：“哎，这场戏有了”，(我)会有一种无比的满足感。我觉得片子太容易拍坏了，导演永远处在确定与不确定当中。你感觉你很清楚这些东西，但是在很多时候你是凭直觉去抓、去想的，你又不确定你完全执行到心里想象的层面，这个让我很焦虑。所以你完成之后，光影、摄影，演员的动线、表演等，都对的时候，你就会有无比的满足感。这个非常感人。

就你个人来说，当下的电影如果还有魅力，你觉得它是什么？

陈哲艺：我觉得电影是不朽的，一群陌生人来到黑暗的空间，在那么大的银幕前，在同一个时刻有情感的交流，这是什么媒介都不可能取代的，是自己在家里看iPad不会感受到的。电影是大家共享的东西。在短短的那一瞬间，你感觉所有人都跟你感受了那一刻，给你很大的震撼。我在电影院看[晒后假日]，全片没什么戏剧冲突，但就连一个背影，它都会有浓浓的情绪，你能够感受到电影院里观众的气息。大家在电影院观影时感受的力量是不可能被取代的。

(原载《看电影》杂志2023年8月刊)

2013年金马庆功宴，围炉吃火锅的李安对年方29的陈哲艺说：你起步这么高，接下来蛮难的。

这番过来人的提示，让人惊觉到二人之间的相像，同样是十年一觉电影梦，从小背叛家庭的期待学电影、海外留学、早早结婚，妻子在公司上班养家糊口，老公就在家里蜗居写剧本。最后，在金马奖正名，得偿所愿，苦尽甘来。

陈哲艺是新加坡人，但前有戛纳认证，后成金马嫡系，前途不可限量。到56届金马奖，他再次以《热带雨》入围各大奖项的时候，其成长速度已经超过了大部分台湾电影人，包括昔日大名鼎鼎的“太超过世代”，也就是钮承泽、魏德胜、杨雅喆、陈怀恩、苏照彬、林书宇这批人。

仅以前两部作品而论，上述诸人当中，似乎只有杨德昌的昔日弟子魏德胜能在声名上与之并论，但从《海角七号》到《赛德克·巴莱》的成功更像是建立在某种民族性思潮的风涌上，而非作者电影的艺术考量之上。

再向前追溯历史，能够赶得上，乃至全面胜过陈哲艺同步业绩的，也就只有马来西亚裔的蔡明亮，他的第二部《爱情万岁》问鼎金狮奖，是陈哲艺目前看似遥不可及且仍需努力追赶的艺术距离。

遗憾的是，这一距离正在最近十年的检验中被逐渐放大。

回想十年前，陈哲艺一飞冲天，先是从他“最崇拜的新浪潮奶奶”阿涅斯·瓦尔达手中接过金摄影机奖；回身再战金马，又成为当届的最大黑马。

要知道那一年正逢金马50，群雄毕集的大年，入围最佳剧情片的都是一等一的杰作：王家卫的《一代宗师》、蔡明亮的《郊游》、贾樟柯的《天注定》以及杜琪峰的《毒战》。

陈哲艺是看着这些导演的作品长大的，并不会因此而膨胀，他知悉这次成功更多的是运气使然，也明白如此登顶会让他的职业生涯戴上某种“紧箍咒”，当然他也相信自己的热情、天赋和能力。

因此，《爸妈不在家》在陈哲艺的职业生涯或金马奖的历史上，与其说是一种“圆满的表彰”，不如说是一种“缺憾的创造”。

即牺牲了公允的艺术评价，赌一把未来作者的自我超越，从当时的局面来看，这一选择没有什么毛病。关键在于陈哲艺能不能拿出后续连贯的超越性作品，以证明当年的押注是对的。

检验这一押注的，是陈哲艺的创作时间线，也就是最近十年相继拍出来的《爸妈不在家》《热带雨》和《燃冬》（这里暂不讨论未曾正式上映的《漂流人生》）之间的相继性和优劣关系。

随着《燃冬》在豆瓣开分，陈哲艺目前三部作品的评分是8.0、7.5和6.2，基本上是持续地走低，除去某些额外的话题性影响之外，说这是下坡路并无过分。

对陈哲艺来说，这种“下行”他自己并非没有预料，他一早就认为自己的第二部长片会无比艰难，因为这既不会再有“处女作”的光环，也会被放在更严格的审视之下。为求稳妥而不失台面，这部电影做了整整六年。

但拿时间换质量并未阻止陈哲艺的下行，除了上述因素外，更关键的问题在于《热带雨》并没有实现任何意义上的突破，这非常悖谬于普通导演第二部长片强于第一部的传统。

而这种对比从根本上又取决于两个具体参数：（1）技术、调度和叙述上的纯熟度；（2）美学上的自觉以及自我风格的烙印。

就第一点来说，从《爸妈不在家》到《热带雨》基本还在原地踏步，具体原因或许是陈哲艺在第一部长片中已经完成了这一工作，而常见的处女作技艺短板，他已经通过之前十年的短片填补完成。

这就是为何《爸妈不在家》从一开始就获得某种相对一致的肯定，它果真就如李安说的那样：我可以挑出几个毛病，不怎么伤及大局的毛病，但它各种限度的经营跟布局和发展都非常地健全。

这确实算是厚积薄发的产物了，《爸妈不在家》的灵感来源广泛，既吸收了台湾新电影的某种精华，也注入了英国学院派调度上的严谨，影片隐含性地纳入了复杂的时代格局，同时在表面织就华人家庭的日常伦理。

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他身上都有着清晰的台湾电影脉络，其锐利、成熟和克制，足以让他成为一个优秀且富有潜力的继承人。

但你很难说，《爸妈不在家》是陈哲艺的真实水平还是超常发挥，从技术层面看他确实是一位人才，从最初开始，他就奠基了自己基于手持的调度思路。

通过将不同叙述人物赋予不同的调度（如大人只用手持的左右摇动，而小孩和女佣则使用手持跟镜头），他将这种技术同步观念化了。从灵活游移的横向手持到依赖门框的（心理）空间纵深，细心的观众也不难发现他从杨德昌那里抄了多少作业，这些策略技巧都能落实到细节，做的可谓不赖。

考虑到陈哲艺本科期间主攻的是灯光设计和场面调度（尤其是分镜），这些技术活对他来说都不是问题，如果复盘他过往的短片，也足以看出他拿到这些方面的单项A+都是比较轻松的。

《回家过年》（2011）

但美学上的自觉和自我风格，就是另一个问题了，这也是艺术家或者作者导演的正本清源之物。

侯孝贤、杨德昌、蔡明亮、王家卫无一不是以自己的“诗性”著称，而艺术感就是画面能够直观之物，有没有一目了然。

当然这里面也不乏特例，比如李安就有点“大象无形”，达内兄弟等人则是在手持基础上发展出一种绝对的视觉伦理体系。

在这方面，即使复盘那部口碑最好的《爸妈不在家》，你也会觉得差口气，这部影片除了可以追溯的台湾新电影痕迹之外，导演自我创造的诗性极为寡淡，它只有灵巧和完整，但缺乏艺术直觉。

因此抛开具体的剧情环境脉络不谈，《爸妈不在家》可能是任何一个超水平发挥的华人导演拍出来的。

如果这种灵巧和完整能够用在类型上，那么我们完全不会否认其潜力。但问题是，陈哲艺自《爸妈不在家》开始被贴上“作者导演”的名号，那么一位作者导演倘若没有自己的艺术自觉和艺术风格，就不会有什么“作者性”，谈论他的作品便如谈论一位水准不俗的唱跳偶像的“作品”。

技术上是A+，艺术上是B-乃至是C，这就是陈哲艺的真实状况。

《爸妈不在家》的成功或许是因为影片的问题意识掩盖了艺术上的不明确，这些问题意识，在于陈哲艺调配了自身成长的、时代的以及新加坡上世纪末生存格局的切实变化，这种精神自传的导入，有助于影片的共情，也证明了陈哲艺是一位高度“方法派”（即便这个词更多用来形容演员）的导演，他依赖经验的真实和细化。

到第二部《热带雨》，陈哲艺的技术绝对谈不上退步，但也没有继续进步的空间，除非他打破调度模式，接入不同的创作脉络和轨迹（这里可以参照娄烨的技术性变化）。

在这方面，他是一位“唯美派”，而非一位“现实派”，这种精致的调度很快就撞上了天花板，同时也会让他离个人风格越来越远。

如果说《爸妈不在家》的美学问题能被个体、文化经验导致的共情所掩盖，那么《热带雨》很明显出现了感官上的分叉。围绕这段禁忌的师生恋情，一旦将故事导向道德维度，那么感知上的差异就会导致观众审视其美学问题。

但美学并不等同于技巧，不等同于场面调度（虽然后者也确实是前者的一部分），陈哲艺并没有什么个人的风格，大家感受到的仅仅只有一种源于视觉和情绪的优美感，要么来自光影，要么来自人物活动，要么来自场景。

但《热带雨》能带给观众震撼吗？当然能，但这种震撼只是议题性的，而非审美上的。

最典型的就是杨雁雁扮演的林淑玲去打催产针，这是一种身体、性别、伦理上的痛苦，而进一步的震撼就是将一箩筐的灾难都降落到这位生不出孩子的女性身上。

因为欠缺诗性和风格，美学与议题无从统合，《热带雨》就成为了议题先行的知音体，而无法成为一种新现实主义。

《风烛泪》（1952）

林淑玲在日常中突然的哭泣，很容易想起德西卡《风烛泪》中女仆的哭泣，但它们全然不在一种美学脉络当中。差别在于，陈哲艺塑造的“声光情境”并非后者所谓的“纯声光情境”，没有做到将其纯粹化、现实化、极端化。

陈哲艺的情境，始终包裹着一层精致的糖衣，你可以说这是心思细腻、内心柔软，向往那种大团圆的道德自洽——他是传统中的孝子，心绪上的暖男。

这类性格单纯、情感细腻的导演，通常会有一种幻觉，就是将可植入的、可量化的意象/符号当成了美学本身。

将自己的雨视为安哲罗普洛斯式的雾，这种误解让他耽于填充各种能够对应雨的符号：多汁的榴莲、红色的鼻血、医院的催产针、湿漉漉的国旗。

同时，他也会将“抄作业”视为某种美学的延伸，将胡金铨武侠片、杨德昌的铜管乐队以及蔡明亮的小康（或者特吕弗的安托万）成长史都抄到自己的作品中来。

就这种先天不足，专注自怜的“作者导演”来说，陈哲艺与同样80后且获得过金马奖剧情片的张大磊有某种共性。

概括一下，就是技术出众，但没有艺术感，也欠缺类型天赋，骨子里是过于强烈的文艺青年；他们都是读过专业留过学的学院派，但从未跳出过学生作业的境界，这让其作品的风格不过是将行活往精细里做。

因为年少成名，登顶重要奖项，他们被赋予作者之名，但没什么作者性，他们已经很难接受一种工匠精神，这一点他们不如踏踏实实的李睿珺。

同时，他们将目光和未来押注在各大影展，但从现实来看又有点不够变通，这一点则不如头脑灵活的魏书钧。

艺术感从何而来，有人说是土壤。新加坡作为现代城市国家和弹丸之地，似乎并不具备生产阿彼察邦、拉夫·迪亚兹、曼多萨这类风格派作者的可能性。

拉夫·迪亚兹

但这也很难自圆其说，新加坡既然拥有何子彦这样贯通南洋历史的一流艺术家，又谈何产生不了风格化的艺术家？

如果说，《热带雨》的下坡验证了陈哲艺目前的上限以及他本质上的“体虚”，那么从《热带雨》到《燃冬》的下行，是否更进一步指明了未来的走向？

《热带雨》的不足仅仅是暴露了陈哲艺美学系统和作者性的贫乏，他的符号植入最终充当了一种议题填充性的权宜之计，但尚还有新加坡地域的陌生感以及他实际生活经验的些许支撑。

但《燃冬》的问题就显然不再是粉黛遮瑕乃至妆太浓的问题，而是现实被全然架空、经验维度被全然抛弃，脸不再是一张脸，而是一张拿来反复油漆的面具。

陈哲艺之前吃了时间成本的亏，决意速战速决，他的方式是挑一个城市，写一封给90后的情书。

但万万想不到的是，他的拍摄地是用小红书刷出来的，这番“与时俱进”，证明他的电影和小红书具备某种默契——小红书主打精致，而且是当代最重要的攻略利器，如果将陈哲艺做电影的精致化比较一下，最近接他方向思路的就是小红书的博主们。

陈哲艺做电影过程是满满攻略，已经是先行的小红书思维。这并非贬义，毕竟这也是精益求精，但问题是一旦思路被限定，艺术自律的可能性就魂飞魄散。

陈哲艺的技术，在不断的攻略中也会为观众所熟知，细心的观众在看到《燃冬》的时候，已然八九不离十能猜出他下个分镜的画面，证明这种A+技艺也不过是当代行活的细密化，并且会贬值。

《燃冬》和《热带雨》一样在标题植入了相应的意像，但是更加饱和激烈，证明它的堆砌物要比《热带雨》多出至少一倍。

从延吉到长白山的距离，比环绕新加坡一圈的距离更长，陈哲艺塞入了过多的符号，成为了一种强制性的情绪导航机制，会让观众“感觉”这是对的，然而一旦从这种迷惑效果中醒来，就会发现故事的发展和人物的情感过渡都完全莫名其妙。

《燃冬》最接近的文本，是张律的《漫长的告白》，这也是一个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三人行故事。

不可置否的是《燃冬》仍然从《祖与占》《法外之徒》和《梦想家》这些经典中抄了作业，但和这些存在主义的作品相比，《燃冬》显然是一个堪称空虚的架空式作品，它甚至称不上“虚无”，毕竟虚无也是艺术的某种存在或呈递手段，需要强烈的反讽和幽默，陈哲艺却无一具备。

《燃冬》只能是空虚，一如《漫长的告白》中柳川的空虚，这种空虚最后成为冰刀鞋这种刻意隐藏的玫瑰花蕾。

《漫长的告白》（2021）

但影片本身的最形象写照，则是身为主角的刘昊然，他是一位非常秀气但又极度空虚的演员，但他最无法演绎的，却是虚无。

屈楚萧多少能够驾驭这种虚无，周冬雨介于尚可尚不可之间，刘昊然则是全然无能，这导致人物角色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度的割裂。

空空哲艺，虚虚昊然

他们在书店、夜店的游戏中重复着某种相对幼稚的举动——如果你不信，你可以对照一下那些作业的原本《祖与占》《法外之徒》和《梦想家》中设计了怎样的举动。

《燃冬》的继续下行，是陈哲艺下坡路的第二阶段，它证明的是陈哲艺如何在放弃经验问题的基础上建立时尚空中楼阁的——如果说之前还与艺术有点关系，如今也面临着告别艺术的危险。

《燃冬》在本质上是用暧昧湮没一切的伪艺术片，它的骨子里是精致宣传片的短平快，即便抖音用户并不买他的帐。

这番持续的下坡，或许会让陈哲艺进入一个难解的困境——是继续做先天不足的作者导演，还是突破壁障重塑自我，这必须由他在危急关头做出关键的选择。

【虹膜】

#北京首映，个人观影感受，有剧透#

备受期待的“三人行”，这片子主要品人物关系，是陈哲艺导演很擅长的细腻捕捉（据说拍之前都没剧本）。

三人关系的起始点挺孤立，每个人都在各自日常的困局中寻找自己的位置，而每个人的困局又没那么极端，周冬雨的角色是想回到往昔，刘昊然的角色是已经在逃避，而屈楚萧的角色是无处可去。直到后半截三人出游，醉后刘用嘴含着冰块给周，周又含在嘴里给屈，才终于连成了一个圈儿。

对刘昊然这个抑郁症患者的展现是很精确的，他是最疏离的，他一直在拒绝（拒绝也很被动很无力）进入任何与任何人的交流，除了和周、屈之外，和陌生人几乎毫无互动，唯一一次他试图建立关系——付款买东西，也以手机莫名丢失而失败；他的第一次哭泣是在和周一夜情之后，众所周知性行为是生命力的唤回，是求生欲的外化，是复活的仪式，然后他才能在人群中哭出来；但之后他还是有求死欲，被屈送回酒店（他俩倒没发生啥），他睡过去了，释放了所有的疲惫和紧绷，这是复活的第二步，最终，他在和周隔着浴帘拥抱后，才完全找到想要和别人建立关系的欲望，这从背后的拥抱更有意味。

周冬雨这个角色创伤比较简单，甚至有点老套，滑冰运动员因伤陨落，但最后的和解不来源于男人，而来源于自然（那只熊对她脚踝悲悯的嗅闻），这一点才是精髓所在，也是我最喜欢和佩服这位男导演的点。周在三人关系中的摇摆，体现在母性和妻性之间，她都没找到能立住脚的锚点，因为她本来就不在此处此时。

而屈，实在是无处发力，虽然也是漂泊在此地，但已融入地很好，对周的长久暧昧是一种想要彻底扎根在此的期望，却无法被满足，他全程存在感都比较弱，面对刘这个外来者的“入侵”都没有敌意，忍不住令人怀疑他有些“习得性无助”了。最终他骑上摩托飞速离开，但我们看不到目的地，都知道他真的无处可去。

这片子不是经典的《祖与占》，虽然少不了三人打赌、奔跑这种致敬桥段；也不是像《你的鸟儿会唱歌》（个人认为是近几年来表达最好的三人关系）那种极端暧昧，不过这种纯粹对人物关系的细致探讨在大银幕上实属罕见了。

迷茫不到撕裂的程度，痛苦又不够钻心，也许这就是当代年轻人的精神现状？

好像总是缺点什么，所以无精打采，所以疲乏不堪，也不是不想要刺激，但没做过、也不敢做什么真正出格的事。就在日常里耗着，干耗。

一些夜店的片段个人觉得导演可以拍得更好，氛围不如《你的鸟儿会唱歌》里那么戳人。

《燃冬》票房口碑双输，不在于它是文艺片，也不能怪观众看不懂，而在于它重状态、重情绪，弱情节、弱逻辑，以此掩盖文本的薄弱，依然暴露了文本的薄弱。

戛纳金摄影机获得者陈哲艺执导，周冬雨、刘昊然、屈楚萧领衔主演，今年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入围电影……《燃冬》的关注度一直很高。只不过，电影在七夕当天首映时，票房和口碑均大大低于预期。不能简单地问题归咎为“文艺片”，也不要动辄指责观众水平低看不懂，有如此的阵容已经让电影自带强烈的商业元素，何况，卖座的文艺片不在少数。问题出在哪？

回顾陈哲艺的创作履历，他非常擅长的是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刻画。在两部备受好评、带有鲜明华语元素的电影《爸妈不在家》《热带雨》中，陈哲艺对敏感关系进行细腻而幽微的探讨：爸妈不在家后，男孩与保姆的情愫；中文课的课外辅导中，男学生与女教师的感情……

在戛纳电影节首映后，激情戏、三人行等关键词传来时，不少人以为《燃冬》聚焦的仍然是“关系”。这是一个误会。

在上海工作的金融男浩丰（刘昊然 饰），前往吉林延吉的一个边境小镇参加婚礼，偶遇年轻导游娜娜（周冬雨 饰）。娜娜把浩丰介绍给她的厨师朋友韩萧（屈楚萧 饰）。短短几天时间里，三个迷惘的年轻人建立了密切的关联，随后他们又各奔东西。

他爱她，她爱他，谁爱谁？预告片中这样的字眼，很容易让观众以为这是一部“三角恋”的三人行电影。《燃冬》之前，其实不乏经典电影聚焦三人行主题，比如《祖与占》《戏梦巴黎》《燃烧》《你的鸟儿会唱歌》，它们均探讨了三个人之间非常复杂微妙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人的状态或时代状态。

《燃冬》形式上酷似三人行：浩丰与娜娜有肉体上的激情，韩萧喜欢着娜娜、娜娜只是把韩萧当哥们……实际上，电影并无过多纠缠浩丰与韩萧之间的“妒忌”；至于有些观众所遐想的“两gay一les”，仅从电影给出的信息来看，是有些过度阐释了。

换言之，《燃冬》中，陈哲艺放弃了他原本最为擅长对敏感“关系”的聚焦——韩萧、浩丰不存在因为爱同一个人而敌对，娜娜也没有因为选他还是选他而陷入痛苦纠结。由此，《燃冬》与以前那些著名的三人行电影本质上是不同的。陈哲艺这一次更关切的不是“关系”，而是“状态”，他试图经由这三个年轻人去把握、去描摹中国当代年轻人的精神状态。

把故事背景从陈哲艺所熟悉的热带搬到中国的寒冷地带，并淡化对“关系”的聚焦——《燃冬》成为陈哲艺跨越舒适区的一次创作。这是冒险，是权衡利弊下的选择，也是妥协。

为什么说是“妥协”？因为《燃冬》是临时起意式的创作。以前陈哲艺可以花费两三年的时间去慢慢打磨剧本、去把一段关系掰扯清楚，创作《燃冬》时没有这样的时间条件。

陈哲艺在采访中不避讳这一点：在2021年7月份，他手头突然闲下来，有大概半年的时间，他就想着要做点什么、要回到创作状态中，于是他联系中国的制作人谢萌，打算来中国东北拍摄一个冬天的故事。10月初在隔离14天时，陈哲艺只写了《燃冬》的两页大纲，隔离期结束他才陆续找好全部的演员和幕后团队，才开始勘景，才逐渐有了真正的故事。尔后，电影于2021年12月在延吉开机，2022年1月初杀青。

有些电影拍摄时间虽然很短，但筹备时间一点都不短，相形之下，《燃冬》的创作太仓促，用陈哲艺自己的话说，很“机动”。仓促的创作时间，是可以体现导演的巨大才华，但它本身意味着更大的冒险：剧本有可能是不够完善、不够成熟的。因为没有充分时间去思索三人行的“关系”，于是选择拍“状态”——人物“状态”的摹写有模板可参考，有捷径可走。

《燃冬》说是送给90后年轻人的情书，但浩丰、娜娜或韩萧，除了他们来自中国、生活在中国以外，他们的状态是Z世代年轻人普遍存在的状态。假若新加坡有延吉的冰天雪地，这个故事在新加坡也可以成立。

浩丰代表的是那一类“优秀的绵羊”，努力学习，考上好大学，在大城市找份好工作，活成“别人家的孩子”，却陷入巨大的痛苦，感受到自己的异化、也厌倦了这样的异化，却不知如何挣脱。浩丰这样的年轻人，存在于上海的陆家嘴，存在于新加坡的珊顿道，也存在于美国的华尔街——《优秀的绵羊》这本书就充分写透了华尔街里的“浩丰”。

娜娜代表的是那些有热爱与梦想，却因为不可抗力，梦想陨落的人群。她曾是具备天赋的花滑运动员，却因为脚踝受伤不得不离开滑冰场。失去了梦想，就像抽去了灵魂，她行尸走肉一般做着导游工作，把笑容留给游客，悲伤留给自己。

韩萧则被作为“躺平”青年的样本（虽然电影对“躺平”似乎存在什么误解，下文另说）。他看上去没读什么书，小姨嫁到延吉并开了一家饭店，他从四川来到延吉，帮小姨的饭店打打下手。他虽然不是好吃懒做之徒，但平日里在家没少躺，在外没少晃荡，他对生活的态度更轻松也很随意。

陈哲艺确实是才华横溢的导演，虽然是书写这种很模板式的人物，他对“状态”的把握精准、精确而精妙。电影如果只是单独看人物的每一个状态、单独看每一个人物的片段，都拍得很好，无论是浩丰的口嚼冰块，在喧闹酒吧中的失声痛哭，还是娜娜的几次落泪，她与浩丰的几场情欲戏，抑或对准屈楚萧的每一个特写，都可以让观众感觉到一种类似于“金粉的微尘”的东西，言有尽而意无穷。有些观众很爱这部电影，完全可以理解，因为电影的诸多片段都具有打动人的力量。

可当这些片段连在一起、当人物的“状态”连在一起时，很多观众就会关心起承转合是否有迹可循、合理自洽，这时，《燃冬》的剧本就有诸多让人疑惑的地方。

在同学婚礼上与同学关系如此局促的浩丰，何以那么快与娜娜、韩萧走近？浩丰在酒吧中何以突然痛哭？与娜娜的情欲，足以唤醒他对生的渴望吗？他是在哪一刻决定活下来，并获得重新去往上海的勇气？

之于娜娜而言，浩丰与韩萧之间，她为何只对浩丰交出自己？她感受到与浩丰是同类吗，如果是，是哪一刻？她在电影最末拨给家人的电话，和解的契机是什么？

之所以说电影似乎误解了“躺平”，是因为作为观众，我丝毫不觉得韩萧的“躺平”有什么不好的。但电影特意以韩萧表弟的视角，来检讨“躺平”。难道得去大城市打拼才不是“躺平”？浩丰不就是那种不断拼搏的功绩主义理念的受害者吗？韩萧对生活的态度是随意得多，但也轻快洒脱得多——哪怕娜娜对浩丰更亲密他也只是一笑而过，这何尝不是挣脱emo状态的一种选择？可电影最后安排了韩萧的“出走”，带上字典、骑着摩托、离开朋友，奔赴某个远方，潜台词质疑或否定了这种“躺平”。

在极限时间里创作的《燃冬》，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每个片段，更像是导演勘景后觉得这里可以拍个片段，于是就拍个片段，至于片段之间如何关联，主创来不及想得太清楚；观众可以理解人物的状态和情绪，却对他们仨的行动起因、“关系”推进感到不明所以；浓得化不开的情绪飘浮堆叠在半空中，观众置身其中，却没有清晰可循的逻辑线索，没有出口……

所以，问题不在于《燃冬》是文艺片，而在于它重状态、重情绪，弱情节、弱逻辑，以此掩盖文本的薄弱，依然暴露了文本的薄弱。

电影的结束有些仓促。三个年轻人偶然相遇，短暂地相互温暖，又各奔东西。这段旅程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或者他们之间的“关系”改变了他们什么？不得而知。很难以“感情就是说不清的”“情绪就没必要追求逻辑”来做辩护，恰恰相反，人物的“状态”背后往往有着时代的“症候”，这恰恰需要依托缜密的逻辑呈现。这并非异乡人陈哲艺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就能看透的，他只能大而化之去呈现年轻人一种普遍“状态”，放之四海而皆准。

陈哲艺的电影中常常充满了意象，《燃冬》亦然。比如通缉犯，三个人在书店里挑选的各不相同的三本书，童话里的“熊女”，去往天池路上遭遇的那只熊，差点抵达的天池……观众可以进行各种解读，比如三个年轻人短暂地作为生活的逃犯，当通缉犯被捕，是否意味着三个年轻人最终也要被生活捕获？浩丰是否已经一跃而下，他的离开才真正成为娜娜与韩萧转变的契机？

只不过，意象以及它背后的隐喻如果是混沌的，没有自成一体的，那么繁复的意象不仅显得刻意，也是支离破碎的，无法真正成为故事表面文本背后的隐秘文本。

无论如何，还是要热烈欢迎陈哲艺来到中国拍摄电影，也欢迎他下次还来，只是希望下一次能够为电影留下更为充裕的准备时间。临时起意式的仓促创作，让《燃冬》有不够成熟和完善的地方，但它对年轻人生存状态的关注以及emo情绪的捕捉，仍然体现出创作者很宝贵的问题意识，以及不流俗的艺术追求。

——首发澎湃新闻·有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