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伊达，你往何处去？

照片摄于萨拉热窝的Museum of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nd Genocide

下面是其中的一个故事：

/A shirt that smells like my son/

我的儿子Senad出生于1971年。在1992年的战争中他和他的父亲Esad一起被逮捕了，然后被送去了集中营。他们被关押了三个月，在我的乞求下，看守允许我去见一次他们。我带了干净的衣服，因为他们在集中营里不能洗澡。我给Senad带了他最爱的蓝色运动服，他马上换了衣服，我把他的旧衣服带了回来。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

8月21日，敌军警察来到集中营，找用以交换战俘的人选。Esad马上提名了我们的儿子，觉得这是获得自由的唯一机会。在运送的车离开之前，父亲把100德国马克纸币缝在了Senad鞋子内衬里。他告诉儿子：走吧，到了安全的地方再把钱拿出来，给你自己和同伴买些吃的。Senad的朋友Nihad也上了这辆车。

三辆车都装满人后驶出了集中营。Esad说，他看见Senad和Nihad在车上向他挥手。他哭了，因为他必须和儿子分开；同时他也为儿子即将获得自由而高兴。

然而，这是他们最后一面了。

在半路的深山中，运送车停住了。押送士兵将所有人赶下了车，让他们排队跪在悬崖边缘，然后开始射杀。在短短几分钟内他们杀死了Senad和其余199人，尸体坠入了300米深的山谷。之后士兵们到峡谷里向尸体上丢炸弹，确保没有人能知道他们的罪行。他们把尸体全部填入了一个巨大的坑里。

我从来没有洗过那天Senad在集中营里交给我的旧衣服。衣服上残留的气味是他给我留下的唯一痕迹。我每天都要闻一闻这件衣服，希望至少有一天他的尸体能被挖掘出来。

26年过去了，我至今仍在等待穿着蓝色运动服的尸骨被发现的那一天。每次听到有巨大墓穴被发现的消息，他父亲都会去那里试图寻找那个他缝了100马克的鞋子...

我马上80岁了。我把这件Senad的旧衣服捐给了博物馆，因为我害怕等不到亲手埋葬他的那一天。

1、從今年三月中美阿拉斯加會談翻譯官意外的焦點中，我們對於國際會議或者跨國機構中的翻譯員的職責、工作方式與要求、素養等方面有了深刻的了解，所以當看見電影阿依達的救援行動（Quo Vadis, Aida?，2020）開場會議中，女主角阿依達（或艾達）居中翻譯時的語調、情緒、表情、肢體都過分的表現出主觀與主導性的時候，我們知道這一場屋內談判對他（及其家人、民族）而言特別的切身——是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由於是生死存亡之際，面對這樣一方武裝霸權的侵略，聯合國這樣國際組織的理性就顯得緩急非所益——秀才遇到兵。這樣國際組織失能的情形，讓我想起另一部電影三不管地帶（Ničija zemlja，2001）。

2、最近幾天G7會議結束，發表公報中的外交問題上將西巴爾幹的重要性位列第四，次於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之下。這個地方一直以來都是引爆區域動盪的火藥庫。片中僅從塞爾維亞軍人的口中側面透露出這場一九九五年軍事報復事件的導因，他說：「這裡連一個穆斯林的軍人都沒有嗎，難道當初對我們開槍的是鬼嗎？」之所以這麼隱晦的提及，是因為電影無意於爬梳史實並議論史事，其主軸仍在透過戲劇緊湊的安排，和悲劇衝擊，激盪出人類對和平理想的祈求。

3、對於大屠殺，不論是亞美尼亞、猶太人、圖西族人，或者是南京大屠殺，都是人類破壞性的表現——破壞性也是人類的天性，只是他屬於一種原始求存的動物性的擴張與上綱，是人沒有或喪失人性時的非文明舉動。我想，一個好的人性的作為，就是回頭看，去反省，然後不貳過——這一點上，日本尚未做到（我們可以發現觸及戰爭歷史題材的日本電影，經常在事實未清楚梳理之前就以「原諒上一代錯誤」的呼籲來作結，更遑論其教科書的編纂不盡客觀。）

4、我還是想講一點關於「特權」。特權和貪汙一樣，是現代社會中無法杜絕的，況且在某些時刻也是人性的一種困局，如管仲是貪，富擬公室，他有不可擺脫的三級貧戶的恐懼，但是他至少協助齊桓公一匡天下，九合諸侯，所以齊國人感念他；電影中女主角也是想方設法，藉由自己的身分之便去護佑家人，而我們作為觀眾的，甚至於希望他能成功，是吧？當聯合國部隊中的年輕士兵「正直的」向塞爾維亞的軍人指出有穆斯人青年假扮女性想逃跑，結果被其他聯合國士兵給揍了一頓，這也讓我們叫好，對吧？所以很多情況不是形式主義的角度去看，而是要從本質上去看，包括世界推尊的民主——想想看，「民選」的宗教國族主義領袖莫迪，如何造成了世界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的災難，卻依然穩坐印度的寶座？

5、不要忘了，以色列占領巴勒斯坦土地引發的土地侵占和種族滅衝突不斷的發生，而美國作為扶植以色列復國的大國卻刻意無所作為，以這個背景來說，和電影如出一轍。以下是近期以色列與伊斯蘭世界的衝突新聞： //chinese.aljazeera.net/opinions/2021/5/12/%E7%BE%8E%E5%9B%BD%E6%94%BF%E5%AE%A2%E4%B8%BA%E4%BD%95%E6%97%A0%E6%B3%95%E8%AF%B4%E5%87%BA%E4%BB%A5%E8%89%B2%E5%88%97%E7%A7%8D%E6%97%8F%E9%9A%94%E7%A6%BB%E4%B8%80%E8%AF%8D

#2021年上海国际电影节# 6月20日 上海市沪北电影院

四星半。

这部电影的背景是1995年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斯雷布雷尼察位于波黑东部，是穆斯林聚居的一块“飞地”，当地原有居民3万多人。1993年6月，波黑战争期间，联合国安理会宣布将波黑首都萨拉热窝以及斯雷布雷尼察等地划为“安全区”，并规定这些“安全区”为“非军事区”，不应受到任何一方的武装攻击和发生任何敌对行动。然而，这些规定并未得到有关各方的遵守。

1995年7月11日，波黑塞族武装攻占斯雷布雷尼察，并宣布建立地方政权。联合国安理会随后通过决议，希望塞军撤出该地区，无条件释放被扣押的维和人员，并在那里重建联合国安全区，但遭到塞族方面坚决拒绝。14日，塞尔维亚方开始屠杀斯雷布雷尼察的男子，共屠杀八千余人，并掩埋了尸体。

波黑战争结束后，波黑穆斯林失踪人口委员会在斯雷布雷尼察发现许多埋尸坑，并掘出数千具尸体。长期以来，波黑政府一直否认发生在斯雷布雷尼察的大屠杀事件，直到2004年6月承认。2020年是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25周年，《艾达，怎么了》这部电影就是为了纪念死难者而拍摄的。

这部电影的主人公艾达是联合国的一名翻译，她的丈夫是高中校长，还有两个二十岁左右的儿子。影片开始时，他们生活的斯雷布雷尼察遭到轰炸，平民前往联合国驻地寻求庇护。艾达利用职务之便，将家人接进了联合国基地。但是随着局势的发展，联合国也不再有能力保护平民，塞族军队强行进入基地，宣称要把平民接去安全的地方。这期间，艾达一边做着翻译工作，一边不断想办法，希望能为家人寻求一条生路。然而直到最后，联合国也被迫撤离，她的丈夫和儿子最终还是被塞族军队带走，惨遭杀害。

很偶然地买了电影票，看电影之前也没有做功课，没想到是一个如此沉重的主题。从电影开场心就一直揪着，一直到结尾发现一切都无法挽回的时候，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电影的节奏感很好，紧张的氛围贯穿始终，有几个片段让人印象深刻：

一是平民在基地度过的第一个夜晚，大家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主角一家围坐在一起，企盼战争结束后的生活。这是一家人最后一次围坐在一起聊天。二是艾达的家人被带走，和其他年老和年少的男子一起被带进一间空房间，房门关上，枪杆从两侧的窗里伸进来，然后镜头切到窗外的景色，一片枪声。三是战争结束后，艾达去认领家人的尸骨，当她终于看到熟悉的衣物的时候，她身体一震，却不敢上前。再后来她颤抖着蹲在尸骨旁，握着干枯的手骨，说：“我的宝贝…”。

在家人被带走之前，艾达的形象一直是果断而强悍的。在她为家人四处奔走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他们会有机会幸免于难。但事实证明，在战争面前，普通人的任何挣扎都是徒劳的；一切有关战争的、对于当权者的天真幻想，都会被毁灭，被碾碎。女性导演亚斯米拉·日巴尼奇将这段并不久远的苦难记忆刻画在大荧幕上，用一个家庭的故事折射出一个民族的悲剧。人们应当永远反思战争，死难者值得被更多人知晓和铭记。

世界各地都有冤屈，某些尘封在黑暗中，剩下的被历史铭记…… 我尊重影片的意义，但就共情来说，有点平平无奇。首先冲突不够，一大堆难民聚在一起，应该发掘几个痛苦的事件，来加深印象，结果只有最后的射杀反映了战争的残酷。 塞军在里面的恶迹没有过多展现，甚至还有派送面包、大巴车接送等救济行为，这样对比之下，虽衬托出人性的矛盾，沉重感却低了很多。 女主作为一个外交翻译，地位十分底下，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在保护父子这个问题上，负责维和的部队也不愿牵涉进来，由此能感受到她内心的无助：无法阻止死亡，只能亲眼目送。 孩子在舞台上的表演回归到和平的主旋律：沉痛缅怀，活着的都不要怨恨，反思战争带来的伤害，努力为下一代创造美好的未来。

艾达去认丈夫与儿子的尸体时，我才第一次眼睛湿润了。当时我想，或许是这部片子的每一分钟都过于沉重，才没有一个集中的“泪点”。但当我看到孩子们汇演的台下，曾经痛苦迷茫的脸如今已经苍老，露出欢欣的表情，我也在感恩和平的心情中愈加难以自抑。屏幕暗去后的“献给斯雷布雷尼察的女性和他们的父兄子孙”彻底引爆了我的情绪，一直哭到影厅里灯亮起。哭得很压抑，或许一如片中所有斯雷布雷尼察人。

看的过程中想到了很多，政治博弈、军事力量的绝对话语权、宣传、民族、宗教、仇恨、幸运与不幸…发生在远山与春树、嬉笑的孩童近旁的屠杀。又想到现在，枪火仍灼灼不绝，苦难也从未远去。无力的依旧无力，叫嚣的仍在叫嚣。无辜的隐忍，与胜利者罔顾道德的粗鄙自得，仍然出现在人们的脸上。

更新：

看别人的影评才知道，汇演台下居然也坐着曾经的塞军，我好麻木。也有人和我一样麻木吧。

于是想起一些细节：

若无其事和Aida打招呼的塞军是她曾经的学生，在她的丈夫儿子被赶上车时死死地抱住她不让她过去，或许是仅存的良知吗？曾经的邻居强硬地分开一对夫妇，这个场景给我强烈的既视感，是纳粹？是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是东德？wg？当然也或是哪起我匆匆瞥过一眼却忘了名字的悲剧，或者是一些琐碎的悲剧的集合。如此看来，记忆与记录是太有意义的事情。

这种题材的电影越来越少了，讲述的是1995年7月的时候，东欧波黑塞尔维亚军队攻占了波黑的斯雷布雷尼察的安全区，约有7000名穆斯林信徒遇害。斯雷布雷尼察惨案被认为是二战后在欧洲土地上发生的最严重的一起暴行。

看到别的国家敢拍，其实华人在90年代也是屡遭磨难。有外国人拍了印尼屠华的电影，被两个国家封禁了。一个是印尼，这很好理解；另一个是某国，理由是该电影破坏了印尼和某国的友好关系。好家伙，我当时就笑出声音来了。

唉，不知道有生之年，有没有中国人敢拍印尼屠华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