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

公元370年·东晋深秋

正在祁连山深谷中宁静思考的大学士郭瑀突然被外面的嘈杂声惊扰。

在那个群雄逐鹿的年代，他成为许多执政者求贤若渴的邀请目标。

而这一次，前凉王张天锡派来的使者准备充分，这已经是最近第三批“请”他出山的人了。

郭瑀悄悄躲进洞中一个不易察觉的密室静观其变。

洞外，气势汹汹的军人和郭瑀的众弟子们之间的冲突正在逐渐升级。

这并非“洞中方一日，世上数千年”的寓言故事。

此时此刻，中原王朝正在发生着颠覆性的改变，混乱与杀戮已经无法避免。

位于河西走廊中段的马蹄山和山下的临松薤谷，重峦叠嶂，松涛起伏，

山顶常年白雪皑皑，山下四季流水潺潺。

对于专心治学的人来说，马蹄山和临松薤谷是个可以潜心修行的地方。

大学士郭瑀已经在这里度过了整整20年的时光。

从马蹄山上望下去，远处的群山郁郁葱葱，万般世相，尽收眼底。

但，在他视线之外，中原正在经历着血腥而混乱的剧痛。

公元220年，汉帝国，这个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王朝，在历经409年的统治之后，最终还是崩溃了。

此后的中原，历经三国时期的混战、西晋王朝的短暂统一，迅速迎来了一场更大的灾难。

西晋王朝司马氏家族内部为争夺中央政权而爆发混战。

公元311年，趁混乱之际，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游牧部落联盟，向中原发起了大举进攻。洛阳、长安相继被攻破，史称“永嘉之乱”。自此，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长达三百多年的大分裂与大混乱的格局中。

血腥屠杀和残酷的民族压迫下，北方人口锐减。

如此乱世，令中国传统文化蒙受巨大冲击，斯文扫地，伦理尽失，千里沃野的中原转眼间已成人间地狱。

那些身世显赫、家学渊博的名门望族不得不面对残酷现实——生存，还是毁灭？

生存，该去哪里生存？

他们被迫做出选择——

其中部分大族南下来到长江流域，并在江南建立了东晋王朝；另一部分，则向西北迁徙，渡过黄河，来到河西走廊。

经过汉帝国将近400年的经营，河西走廊农耕、畜牧与商贸发达，是躲避战乱的桃源之地。

张掖，位于河西走廊中段，直至今日仍保留着汉武帝在河西设郡时的名字——“张国臂掖，以通西域”。

远处，祁连山的冰雪融化汇成全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使戈壁深处出现大片湿地奇景，也为张掖留下了“塞上江南”的美誉。

魏晋动乱之际，很多向河西走廊迁徙的世家大族选择在这里定居。

大约是在公元350年前后一位名叫郭瑀的敦煌少年第一次离开了故乡。他一路漫游，来到马蹄山下的张掖。

和家乡气候干燥的环境不同，张掖的葱翠让郭瑀感到心情舒畅。

但，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此时的河西走廊，儒学之风盛行，他远道而来想要寻找的那位大学者郭荷，就隐居在这里。

西晋末年，公元301年，京城官员张轨主动请求调往武威，就任凉州刺史。

河西走廊就隶属凉州刺史部管辖，州治设在武威郡的姑臧县。

张轨家族世代以专攻儒学著名。来到河西走廊之后他采取了中原重教化与“拔贤才”的政策，招收河西弟子五百人开办官学；同时，他还屡屡遣使持节，厚礼征聘知名学者任职或讲学，使得河西走廊地区儒学昌盛，井井有条。

就在张轨到达河西的第十年，中原发生了“永嘉之乱”。

而河西走廊因为地处偏远没有受到太多冲击。

在当时的长安，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秦中川，血没腕（读音：wan四声），唯有凉州倚柱观。”作为一块相对安定、平静的所在，大量人口迁徙至此。尤其洛阳以西及关中等地，投奔河西走廊的人更是络绎不绝。

抛下了所有家业的郭荷应该就是在这个时候随着逃难的人群来到河西走廊的。一路同行的，除了追随他的弟子，还有极为珍贵的、数代家传的经史典籍。

郭荷，今天的甘肃秦安人，出身儒学世家，他的家族在东汉时期就以经学得名。

据《晋书·本传》记载，郭荷“明究群籍，特善史书”。

当郭荷带领众弟子穿过武威，来到张掖郡马蹄山下的临松薤谷时，他们停了下来。

千里风尘，艰辛辗转，望见这里的青山翠谷，郭荷感到内心宁静，这正是他心中所期望的安居之地。

和郭荷一样，那些西迁的家族在这里扎下根脉，不再东返。

渐渐地，他们成为当地著名的大姓，史称“河西望族”。

郭荷来到临松薤谷的消息，迅速在河西士林间传开了，对于崇尚学问的河西子弟来说，这是天大的喜讯。

年轻的学子纷纷慕名而来。郭瑀就是其中之一。郭荷恰好也喜欢这个有悟性的年轻人，于是，郭瑀成为郭荷的入室弟子。

郭荷的声望渐渐引起了当地执政者的注意。

某个晴朗的上午，一队阵势豪华的车马来到郭荷门前。

此时，河西走廊已经归于前凉王张祚的统治，张祚的使者带着贵重礼物面见郭荷，希望郭荷出山去做前凉主管教育的“博士祭酒”。

郭荷婉言谢绝了。

身处乱世，他只想专心做学问，而拒绝做官也是他们家族的家训。

尽管使者表示理解，但前凉王的意志同样很坚定。

他不断派使者登门拜访。

郭荷无奈之下只得答应了使者的要求，他来到了前凉的首府武威，拜会了前凉王张祚。

张祚是曾任凉州刺史的张轨的曾孙，此时张氏家族已经在河西走廊割据一方，建立了史称“前凉”的政权。

虽然张氏子孙继承了张轨的崇文举措，广泛征求儒学名士的支持。但是，这位刚刚通过不正当手段取得了王位的前凉王张祚并不是发自内心地真正尊崇学问。

当年已八旬的郭荷一路颠簸到达武威后，并没有担任官学主管，而是被雪藏到前凉王宫内，成了陪太子读书的宾客。

与他一起成为宾客的，还有另一位被迫出山的大学者宋纤。

宋纤，敦煌效谷人。他在酒泉南山中刻苦钻研儒家经典。开馆讲学。

据说，他教授的学生多达三千余人，规模堪比孔子。

年迈的宋纤被逼出山后，曾多次请辞皆被张祚阻拦，最终他选择以绝食自尽的方式保全学者的自由与声名。

郭荷对前凉政权的热情因为宋纤的悲剧，和张祚的无为，被熄灭了。

他向张祚请辞，张祚没有阻拦。张祚派人护送郭荷返回临松薤谷。

不久。84岁的郭荷辞世。

郭瑀将老师郭荷葬在了书院的旁边，那里安静至极，只有流水与鸟鸣。他素孝裹身，冬寒夏暑，为老师守孝，一守就是三年。

对于这一越过规制的行为，他解释说：“我虽由父母所生养，却是由老师教导培育，古人不为老师服丧，不过是因为圣人谦虚。”

除了师徒之情。儒家的处世准则早已浸润到郭瑀的血液中。

三年期满后，郭瑀向临松薤谷的深处走去，他希望更加远离世间的纷争。

外面的世界越来越遥远。

在这里，他把郭荷传授给自己的思想融会贯通，写下了《春秋墨说》和《孝经错纬》，希望这些著作可以为后世所用。

随着汉朝的覆灭。中原的动荡与杀戮使得作为汉朝官学的儒学遭受了重大打击。

但河西儒学却独树一帜，异常繁荣。

武威文庙，是仅次子山东曲阜孔庙和北京孔庙的全国第三大孔庙建筑群，相传最早建于前凉时期，是儒家文化在河西走廊传播繁衍的印证。此后，尊儒重教的文风在河西更加延绵不断。

郭瑀的匆匆十年一掠而过。

在这十年光阴里，不断有年轻的学子，或游学到此，或慕名而来，就像当年的自己。

郭瑀传承了老师郭荷的做法，在这清幽的山谷中向弟子们传道、授业、解惑，尽自己所学，让他们明白儒家思想的真谛。

学习之余，他还带领门下弟子在马蹄山开凿石窟。

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片原本只为安身而建的石窟，在并不遥远的未来，将成为中国重要的佛教造像圣地——马蹄寺石窟群，同时也成为那个时代河西走廊上儒家与佛教两大文明交汇的见证。

尽管郭瑀为人低调、一心向学，但新任前凉王张天锡的使者还是循着一批批河西学子留下的脚印走到了这里。

就在郭荷去世不久，前凉王张祚就因血腥政变暴死街头。此时的前凉统治者已经换成了张祚的弟弟张天锡。

张天锡即位不久便下达了大规模的贤才征召令。

这或许是因为前凉国先祖的遗训。但更重要的是河西走廊长久以来形成的崇尚学识的氛围在起作用。

张天锡向精通儒家文化的郭瑀发出盛情邀请，希望郭瑀能帮助他治理国家。

但，郭瑀不为所动。

老师郭荷出山从政的经历，让他产生了强烈的隐忧。

更重要的是，这个靠篡权得到君主地位的张天锡，与郭瑀内心秉承的仁义道德标准相去甚远。他宁愿隐居山林，潜心读书，静待更合适的机会。

张天锡再次派使者前往马蹄山邀请郭瑀，并亲自书写了一封铿锵有力的信函。

他以兼济天下的儒家道义指责郭瑀逃避身为儒者应有的责任。

郭瑀沉默良久，最后指着山间飞鸟对张天锡的使者说：“此鸟也，安可笼哉？”

恼怒的使者下令抓捕郭瑀的学生。

面临痛苦的抉择，郭瑀仰天长叹：

“我逃避的是官府征召，又不是躲避罪行，岂能因隐居行义，害及门人！”

郭瑀被迫出山。

但他对前景不抱任何期望。

就在他们到达武威后不久，前凉王张天锡的母亲忽然去世。

郭瑀随即趁乱回到了马蹄山下。

公元376年。

张天锡向大举进攻的前秦国君主苻坚投降，自此，前凉张氏对河西走廊延续近80年的统治，宣告结束，河西走廊归于前秦统治。

为了完善前秦国的礼仪制度，崇尚儒学的苻坚让当地太守选派300名河西子弟，拜在郭瑀门下，求学礼制。

传播圣人的思想，是儒家门生的责任和义务。

这是郭瑀无法拒绝的。

此时，酒泉的祁嘉、马岌，武威的段承根、阴仲达，金城的宗钦、赵柔等一大批儒学大家也纷纷开馆收徒。

河西民间教育如雨后春笋，求学之风蔚然而起。

很快，郭瑀门下就聚集了上千弟子，其中出类拔萃的精英更是深得郭瑀的喜爱和真传。

一天，郭瑀把众弟子叫来，在座位前专设了一个席位并对弟子们说：

“我的女儿想找一位乘龙快婿。你们当中谁能够坐此席位，我就把女儿嫁给他。”

话刚落音，一位弟子立即站了出来，说道：

“先生要招婿，那当然是非我莫属了。”

这个青年书生名叫刘昞。

同郭瑀一样，刘昞也是敦煌人，同样是为了求学，他十四岁就离开家，来到了临松薤谷。

他是郭瑀最得意和喜爱的学生。

招婿时表现出的自信更让郭瑀感到欣慰。但郭瑀的心中始终回荡着一声深沉的叹息。

身处乱世，他做到了独善其身，但兼济天下的理想该如何实现？

公元383年。

前秦国苻坚南侵东晋，却在淝水之战中遭遇惨败，前秦元气大伤。

两年后，苻坚被杀，前秦内乱。趁此时机，前凉国张天锡的儿子张大豫起兵反秦，而校尉王穆也在酒泉发兵响应。

王穆请求郭瑀出山相助。

让人意外的是，这一次，郭瑀很积极。

作为一名隐土风格的学者，郭瑀在前凉、前秦时不应朝廷邀请，坚持隐于深山聚徒授学，此时却毅然出山，这前后的反差很大。

刘昞对郭瑀的决定颇为不解。

郭瑀解释说：此次是多年好友求助，又事态危急，他决定伸出援手，仗义相助。

郭瑀虽有上千弟子，但毕竟没有军事实力，于是，他又联合了本地有实力的大族索嘏，很快招募了一支5000人的部队和三万石粮草，响应王穆的起兵。

王穆委任郭瑀为太府左长史、军师将军。

然而政治斗争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一名书斋学者的想象。

起兵没多久，生性多疑的王穆因听信谗言，开始怀疑索嘏手握兵权将对自己不利，于是派兵攻打索嘏。

郭瑀见内讧将起，连忙向王穆进谏：“大事未成却杀功臣宿将，败局将定啊！”

但这番劝告却没有收到任何效果，王穆还是一意孤行。

郭瑀见王穆如此行径，再无话可说，转身朗城外走去。

城门外，茫茫四野，夕阳如血。郭瑀失声痛哭，转身对着城门作揖道别，决心“此生再不相见！”

此后，郭瑀连续七天不吃不喝。任凭刘昞如何劝解，他也始终一言不发。

最终，郭瑀死在酒泉南山。

王穆攻打索嘏给了他人可乘之机，氐族贵族吕光趁势进攻。王穆失利被杀，前凉复辟之梦破灭。

公元386年，吕光割据凉州，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史称“后凉”。

刘昞目睹了岳父郭瑀出山失利到最终死去的全部过程。

治国平天下从来都是儒家最高的行为准则，儒家也自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但这难道就是儒家学者实现存在价值的唯一途径吗？

刘昞隐居深山，继续他的讲学和著述，也继续着他的等待。

时间在不经意间悄然流逝。

几十年过去，刘昞已经成为河西士林的领袖，前来邀请他出山做官的人络绎不绝，但都被他婉言谢绝。

直到有一天，一个名叫李暠的人亲自登门拜访，刘昞平静如水的生活终于掀起了波澜。

李暠，陇西成纪人，也就是今天的天水秦安人，相传是汉代大将李广的十六世孙。

而三百年后，唐代大诗人李白，又自称是李暠的九代孙。追慕先祖并不断写下新的传奇似乎是这个家族成员的共性。

公元400年，时任敦煌太守的李暠在敦煌自立，在河西走廊西部建立了西凉政权。

李暠在西凉初建时期，就沿袭了汉晋以来选拔人才的制度，兴办教育，倡导儒学，甚至亲自策问士人，量才授官。

西凉时期昌盛的文治之风，在当时纷纷建立的政权中是独树一帜的。

文教事业的发展，不仅保留了中原传统儒家文化，也造就了大批著名学者。

李暠通晓经学，擅长文艺，曾创作诗赋数十篇，其中一篇《述志赋》流传至今。

在文章里他深入剖析了自己的内心世界，留下了一个政治家力图统一河西．进而协助晋室恢复中原的胸怀抱负，同时也留下了内心深处的纠结与选择。

他说道：依其本性而言。自己实在不适宜从事政治，而更适合作一个文人，钟情传统文化与古典文学，不追求功名，愿忘情山水、怡然恬淡，陶渊明、谢灵运都是他生活中的楷模。

但，无奈生不逢时，五胡横行，中原骚乱，民不聊生，大批中原难民涌向河西；在救亡与慕古的艰难选择间，他不得不选择了前者。

这篇发自肺腑的泣血之作，让刘昞产生了深深的共鸣。

身为君主，李暠的亲自拜访、礼贤下士更是让刘昞感动。这是自己的师长郭瑀与郭荷未曾拥有的待遇。

刘昞欣然出山，出任西凉主管文教的“儒林祭酒”，李暠曾把自己得到刘昞，比作三国蜀主刘备之得诸葛亮。

一千五百多年后，公元2001年4月，在曾经西凉国的国都——甘肃酒泉市城西15里处，考古人员抢救性发掘了一座深20米、墓室面积90平方米、墓道长71米的巨大古墓葬。

河西走廊规模最大的墓葬——西凉王李暠之墓被世人发现。

李暠或许正像自己所说的那样，更适合做一个文人而不是政治家。公元417年，壮志未酬的李暠去世。

李暠去世3年后，西凉为匈奴族建立的北凉国所灭。

刘昞被北凉政权征召，继续在官学体系中从事著述与教学工作。

此后，任凭外界如何风雨如晦，刘昞只一心安坐在自己的书桌前。

他以孔子所言“朝闻道，夕死可矣”鼓励自己，昼夜苦读，大量饱览当时中原世族避难河西时所带来的珍贵文献典章，并为之作注。他一生著述不下一百二十卷，是五凉时期学术著述最多的学者。

此时的河西走廊，也继续着学术文化空前繁荣的局面，并形成了与中原地区相对应的地域文化系统。

成就突出的，不仅是学术，还有以散文、诗歌、辞赋为主的“五凉文学”。

北凉后期，河西地区向东晋朝廷进献了154卷典籍。

《宋书》记载，其中有失传以久的西晋以前的古籍，也有刘昞等河西本土学者的著作。

十六国时期在中原和江南已经失传的魏晋时期名著《人物志》，就是由于刘昞为其作注而在河西走廊保存下来，并得以传回江南。

尽管河西地区政权更替频繁，但战乱造成的破坏相对要小。

而历代统治者皆注重文化教育，使得中原、河西两大士人群体云集河西。

以郭荷、郭瑀、刘昞三代师徒为代表的河西学者，也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风云际会的丰富世界。

在那个天下分崩、豪杰并起的年代，他们不仅见证了河西五凉政权的百年风云，更牢牢坚守着一份属于学者的灵魂净土与儒学传承的使命。

他们开办规模浩大的私学，与政府官学相辅相成，教育与著述并重，造就了五凉时期河西儒学昌盛的景象。

河西走廊因此成为中国北方的儒学文化中心。

公元439年。鲜卑族拓跋氏率领的北魏军队兵临武威城下，北凉灭亡。

河西地区长达140年的割据态势就此结束。

这是中国北方地区自西晋末期中原分崩之后首次迎来统一。

北魏拓跋氏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原，为赢得广泛的支持，开始推行汉化政策。作为汉文化的正统思想以及中国诸子百家学说中最具有治国安邦特色的学说，儒学受到了格外的推崇。

为了加强学习汉文化与制度，北魏政权进占河西走廊之后，立刻着手将河西走廊的世家大族与工匠三万户迁徙到他们的首都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大同。

在这次大规模的东迁中，包括刘昞的学生在内，几乎全部的河西学者都被迁往中原，自汉延续至今的河西文化及学术亦随之东渐。

为了建立统治秩序，北魏政权迫切需要礼仪律令的制定和完善，这些熟悉汉代儒家礼仪律令之学的河西学者得到了北魏政权的礼遇和重用。

他们大兴儒风，振兴礼乐，积极参与了北魏鲜卑政权的文化转型和政治改革。

此后的隋唐承袭了北朝的政权系统，以强盛之势统一南北，开创了大一统的盛世局面。河西文化与中原文化、江南文化并列，成为隋唐文化的渊源。

两千年后，中国20世纪国学大师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针对河西文化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惟此偏隅之地，保存汉代中原之文化学术，经历东汉末、西晋之大乱及北朝扰攘之长期，能不失坠，卒得辗转灌输，加入隋唐统一之混合之文化，蔚然为独立之一源。继前启后。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

这是河西走廊对于中原王朝的回馈，更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的独特贡献。

北魏东迁时制定的政策是，年逾七十以上的长者可以获准不必东迁。

八十多岁的刘昞选择留在河西。

学生们望着老师的背影一路向西，渐行渐远。

那是他的家乡敦煌的方向。也是他的老师郭瑀终老的地方。

漫漫归乡路上，刘昞路过张掖的时候，他执意要去看一眼，当年师徒谈经论道的临松薤谷。

那些亲手开凿的石窟样貌依旧，但自己早已不是那个14岁的少年郎。选婿之时，那一声“非我莫属”的豪气也早已随着三个朝代的更迭而烟消云散了。

而河西走廊的百年风云，已被刘昞记录在十卷本的《敦煌实录》与十卷本的《凉书》中。

这位后来被北魏孝文帝誉为“德冠前世，蔚为儒宗”的河西大儒最终没能回到自己的家乡，他选择了魂归临松薤谷。

后人理应感激中国辽阔西部摆放了河西走廊这样一条至关重要的通道。

纷乱颠簸的命运将中原文明引向这里，河西走廊成为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重一极。

它放射出的璀璨光芒照亮了中华历史的轨迹。

儒家贤达们的身影，也成为我们今天追寻的一座座高山。

在今天的河西走廊上，人们几乎再也寻找不到那些大儒的踪迹。

但，祁连山凛冽的雪线还在，那些讲学修行的洞窟还在。

还有考古发掘出的历史遗迹——

河西走廊分布着大量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墓葬，其中有49座为壁画墓。从中原迁徙至此的人们用图像的方式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了河西走廊的生活面貌。

这些多彩的壁画继承了汉代中原墓葬的壁画风格，同时也细细描绘了在中原文化影响下，河西地区平静安乐的生活场景。

就在河西大学士郭瑀在马蹄山开凿洞窟的时候，河西走廊各处也渐渐响起开凿洞窟的锤声。

一个来自恒河两岸的伟大文化即将沿着宽阔的河西走廊进入中国。

一个月前，看了这部豆瓣高分纪录片，一直想来写写影评，然后一直拖延到了今天才来写。

抛开这部纪录片的画面、配乐、文案这些优点，我单独来讲讲我的几点感受。

1、历史人物也是人

《河西走廊》采用的是演绎纪录片的形式，让纪录片多了一丝人情味。很多时候，我们讲述历史往往会沉浸在宏大的叙事当中，但实际上，历史人物也是人，就像纪录片里面写到的张骞与匈奴妻子的故事，史书上只有寥寥数笔，但我相信这背后一定会有温情的陪伴，在他被匈奴俘虏的最艰难的岁月里，这位匈奴妻子一定给过他爱与温暖，所以最终他才会把这位匈奴妻子一起带回长安。

看多了历史故事，会发现许多人性的残忍，兄弟相争、父子相残的故事比比皆是，但是那些隐匿在史书背后的也有许多人性的光辉，毕竟大家都是人。

2、历史是有“无名者”推动的

《河西走廊》这部纪录片难能可贵的是，除了讲述张骞出使西域、霍去病打通河西走廊这些名人故事外，还讲述了许多无名者的故事，比如驿站那一集中的“置啬夫”，置啬夫并不是人名，只是一个驿站小官的官名，还有敦煌一集中的“李工”，同样没留下名字，只是一个模糊的代称。但纪录片别出心裁地通过考古信息以及史书典籍努力去还原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追求。

这些人不比帝王将相，没有在史书上留下名字，但他们存在过，生活过，一定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痕迹。时势造英雄，而推动时势的正是每一个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姓名的普通人，所以任何时候都不要轻视个体的力量。

最近了解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观，一种是英雄史观，一种是人民史观。儿时读历史，喜欢看帝王将相的传奇故事，这几年，更喜欢了解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精神信仰、阶级秩序等等，了解那个时代普通人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以及他们如何推动了时代的发展。

3、许多事情，功在千秋，但利不在当代

就像《河西走廊》这部纪录片里讲述的，霍去病打通河西走廊，隋炀帝征讨吐谷浑毫无疑问对后世影响深远，他维持了河西走廊的稳定与发展，进而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等等。

但站在当时人的视角，汉武帝时代穷兵黩武，民不聊生，隋炀帝从甘肃张掖回来之后，隋朝就开始由盛转衰，走向灭亡。

许多事情虽然说功在千秋，但利真的不在当代，生在当时的人不见得愿意为了所谓的千秋万代牺牲自己的生活和幸福。这个问题真的就是无解的。

两千年前，张骞义无反顾，踏上了西去的探索征程，才有了一个帝国沿着河西走廊金戈铁马的生动岁月，和这条通道日后的别开生面。从走廊东西两端，同时走来的学者和僧人，携带者古老的典籍和经书，穿越乱世动荡的年代，思想和信念依然生生不息。儒家与佛教的光芒沿着这里照射到整个东亚。而东西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也让河西大地变得博大、宽容。河西走廊像一个楔子，揳入了中国广袤的西部。和平的使者纷至沓来，以会谈与结盟的方式奠定了今天的中国版图。身处广袤西部和遥远欧洲海岸的人们，也怀揣着对未来生活的期望，和对未知世界的探求踏上了东行的路途。从此，穿越了河西走廊的丝路延绵伸展，马帮与驼队日夜兼程。瓷器和丝绸，黄金和琥珀，僧侣与经卷，财富与憧憬，成为漫漫路途中坚持的梦想。在这条神奇的河西走廊上，一代又一代行者穿越时光。激情、欲望、喜悦、悲伤，重复轮回，把一个个遥远的国家，联络成一个更加宏大的格局——天下。

毫无疑问，河西走廊早已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地理概念。它意味着一种历史、一种文化和一种使命，它是丝绸之路的象征和缩影。在世界版图上，两条丝绸之路恢宏而壮美。陆上之路，从中国西安出发，一路向西，跨越高原峡谷，穿越沙漠盆地，经过河西走廊，深入中亚腹地，通连欧洲。海上丝路，从中国东南沿海，沿马六甲海峡，过印度洋，直抵大西洋岸边。

千年前的丝路辉煌，张骞策马西行，郑和扬帆西下，一段久远的故事，一段让人感怀的岁月沧桑！

这一生 一定要走一趟河西走廊

历史从未消失，只是存在于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里。

2015年夏天，我从甘肃陇南短暂停留，看到了秦巴山地的巍峨曲折，见到了白龙江澈绿的水，却同河西走廊遗憾的擦肩而过。

两年后，我在朋友的推荐下看了《河西走廊》这部纪录片，对两年前的那趟擦肩而过的旅行，愈发的可惜了。

我看过的纪录片不算多，却也不少。让我感到惊艳的更是屈指可数，而《河西走廊》就是其中的一部。我遗憾，遗憾时隔两年才看到这部纪录片，但我有庆幸，能有这样一部纪录片，绝美的镜头，梦幻的音乐，细致的故事，落泪的情节，让我每一集都细细品味，期待着珍惜着，沉溺其中。

当我开始写这篇影评的时候，我抬头看到地图上中国西北那道狭长的走廊，伴着雅尼大师的【河西走廊之梦】，好似置身在那段连接西域和中原，伟大神秘的通道上，思绪如风，极目若梦，让人无法醒来。

我看到漫天风雪中的张骞，执着地拿着汉朝的符节，纵使千难险阻，也要向远方的未知开凿而去。十三年的杳无音讯，九年身处匈奴的羁押，时光却无法泯灭他的忠诚，岁月也无法湮没他的理想。我看到他手持残破的符节向东跪拜，他是中华文明的《使者》，打通西域则是他名垂千古的使命…………

祁连山下，那是年轻的将军纵横驰骋。年仅十九岁的霍去病率领汉朝骑兵三征匈奴，大漠风沙中是旌旗猎猎的嘶吼，金戈铁马声中是汉军对位置无所畏惧的军歌。那是一段怎样的峥嵘岁月，又是一段如何的壮怀激烈。霍去病奔驰在由他打通的《通道》上，不回头地奔向远方的夕阳，奔向历史的长河…………

悬泉置忙碌的脚步，中华文明的邮驿系统直到西域。常惠一次次出使西域的外交，解忧公主家国大义的牺牲，那是无数先驱者的缩影。当常惠最后经过那个最西端的《驿站》，身后的西域的道路是毕生难忘的辉煌。

丛山之中的洞窟，见证了大儒郭瑀师徒三代的纷乱韶华，他们的文士风骨。在中原战火纷飞之时，儒家文化在河西走廊扎根发芽，最终反哺中原。这是我们民族的《根脉》，也是我们守护传承的未来。

无边的戈壁滩上，鸠摩罗什缓缓走来，那是无数僧侣走过的路，也是佛教流传而来的路。无数僧侣怀着无比虔诚的心，看淡了风沙，看破了苦难，或是译经，或是《造像》，或是弘扬佛法，让中华大地上的文化更加炫目多彩。

堵塞的丝绸之路，隋炀帝西征吐谷浑重新疏通河西走廊，召见西域诸国，尽显中华雄风。三朝外交家裴矩，风烛残年在长安西眺，那是对河西走廊不舍的眷恋。历史应该被铭记，被正视，因为在那《丝路》之上，驼铃依旧。

盛唐的莫高窟，敦煌文化的盛世。无数不知名的工匠和画师，将河西走廊上最美的画卷留予后人。而这美轮美奂的艺术时代，正是千年前那个盛唐的缩影，让人神往，让人敬仰。而《敦煌》属于中国，也同样属于世界。

转金桶前滑过念珠的声音，河西走廊将南北一分为二，一面是青藏高原，一面是蒙古高原。是风，吹过八思巴的面颊，是诵经的声音，净化着那雪山之巅。凉州《会盟》，连接起两个民族的信仰，更拉近了中华民族的心。当忽必烈汗和帝师八思巴相视而笑之时，那是跨越时空的热血。

嘉峪关拔地而起，却阻隔了帝国的西方世界，风雨飘摇的清朝，忘不了林则徐被贬河西的无奈和愤懑，也忘不了左宗棠抬棺出征新疆的视死如归，天下《苍生》该何去何从。听，新时代的号角声，那时将是一片将要用红色染就的神州。

河西走廊蕴藏着无数《宝藏》，石油，镍矿，铜矿，钢铁……孙建初，王进喜，一个个新中国的先驱者，向着河西走廊恶劣的环境义无反顾，才有了今日新中国的日新月异。从兰新铁路到兰新高铁，从古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河西走廊再度迎来崛起的契机…………

《使者》、《通道》、《驿站》、《根脉》、《造像》、《丝路》、《敦煌》、《会盟》、《苍生》、《宝藏》，十个历史的节点，十篇精彩纷呈的故事，汇成了这条河西走廊，让我动容流泪。

如果真的有时光机器，我多么想让这些在河西走廊留下足迹的人到今天看看，张骞，霍去病，常惠，鸠摩罗什，裴矩，八思巴，左宗棠，和我一同去看一看今天的河西走廊，看一看今天飞速发展的中国。告诉他们，你们的辛苦值得了。

曾经发生的故事已成永恒，走向未来的脚步仍在继续…………

这一生，一定要带着最爱的人走一趟河西走廊。去看那荒凉的戈壁，去看那延绵的青山，去看那烽烟中的古道，去看那敦煌壁上的飞仙，还有那雪山，流水，星河，日月。重走前人走过的路，听历史流过的歌……

这一生，一定要带着最爱的人走一趟河西走廊。

这一生，一定会怀揣这中华民族的骄傲，昂首阔步地走下去。

作为一个甘肃人，我显然是不合格的，虽然我的家乡定西和河西走廊并没有什么关系。在此之前我只知道有这个名词，也知道武威、酒泉、张掖、敦煌，仅此而已。纪录片河西走廊从西汉开始讲起，经过五胡十六国，知道了五凉时代（前凉、后凉、北凉、南凉和西凉），说实话以前在这块的历史知识有点混乱，再经过隋唐和元朝到晚晴和新中国初期，最后到现在，从无到有的历史变迁基本上都说清楚了。从西汉时期的张骞出使西域，霍去病封狼居胥，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出嫁匈奴，常惠多次途径悬泉置，到五胡十六国时期，以郭荷、郭瑀、刘昞等河西儒学学者为代表的河西文化兴起并随之东渐，以鸠摩罗什、昙无谶、昙曜等佛教徒为代表的佛教文化开始盛行，再到隋朝的裴矩以及隋炀帝的西巡，元朝时期与吐蕃藏传佛教的交流与融合，再到晚清时期左宗棠收复新疆，新中国成立后河西走廊成为重要的能源与矿产资源产地，最后到现在“一带一路”伟大战略构想的贯彻落实，河西走廊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必将带动甘肃甚至全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元1949年6月。中国西部的夏天意味深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进入攻击线。他们的任务是解放中国西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省。

毛泽东指示说：“希望本年年底能解决甘青宁三省并直达甘凉肃三州，取得油源。

”这个“油源”，指的就是河西走廊西端茫茫戈壁滩上的油矿。骤然之间，玉门成为大军挥师西进中一个令人关注的焦点。

1898年11月，清帝国的光绪皇帝曾经下达了这样一道圣旨：闻甘肃各种矿产甚富，自来未经开采。着陶模拣派妥员，认真踏勘。毋令货弃野地，转令外人垂涎。但，遗憾的是，这次奉旨勘查甘肃矿产资源的活动，因为当时的内忧外患毫无悬念地搁浅了。

直到20世纪中期，河西走廊才迎来了真正的工业化浪潮。在共和国经济建设序列中，河西走廊因为它丰富的地下矿藏，再次成为备受关注的地方。

1949年的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解放了兰州、西宁后向着河西走廊全面推进。此刻，距离新中国的诞生已经越来越近，而能源成为共和国缔造者极为关注的头等大事。一野第二兵团的二军四师向玉门方向快速机动。9月25日，玉门和平解放。而这里，就是毛泽东在电报中所特别强调的“油源”——祁连山下的老君庙油矿。日后，它有了一个更加为人熟知的名字，玉门油田。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由于内燃机的发明，石油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经济乃至军事安全的重要战略物资。对于这一点，新中国的缔造者们非常清楚。此前的中国，一度被世界地质学界称为贫油国家。曾有西方学者说，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但是地下几乎不可能有石油存在。

1921年，年轻的地质学家翁文灏派遣刚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地质系硕士毕业的学生谢家荣到河西走廊西部的玉门一带进行油田地质调查。他的到来，成为一个清晰的标志——有史以来，第一批中国自己的地质学家穿越了祁连山与河西走廊。他们是循着古老的历史线索来到这里的。

甘肃玉门一带出露石油的迹象，早有史书记载。公元267年，西晋人张华在他的《博物志》中就描述过：“酒泉延寿县南山出泉水……水有肥，如肉汁，取著器中，始黄后黑，如凝膏，燃极明。”唐朝宰相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也留下了对玉门石油的记载。这些从地下缓慢涌出的石油，千百年来被当地老百姓土法捞取，用来照明、配药。

谢家荣的调查进行得很艰苦。20世纪初的河西走廊清冷荒凉，繁华不再，他们只得借助毛驴，往返于采集点之间。半年后，《甘肃玉门石油报告》完成。这个报告引发了中国地质学界对河西走廊地区的关注。只是，此时的中国处在异常动荡的政治局势下，军阀混战，没有能力继续开展针对玉门的石油勘测。这一等，又是16年。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军队封锁了中国沿海的港口，这让始终依靠原油进口的国民政府不得不寄希望于在中国内地寻找石油资源，他们将目光对准了河西走廊。

1937年夏，作为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设置的“甘肃油矿筹备处”的一员，40岁的孙建初带队前往玉门寻找石油。这一次，他们收获巨大。孙建初在考察队撰写的《甘肃玉门油田地质报告》中激动地写道：“已可断言，石油即将出现于甘肃之西部，如具备良好条件，可望获致极佳的产量。”并明确建议，以老君庙为中心，立即施工钻探。

玉门油矿的第一口油井，人们亲切地称它为“老一井”。1939年3月，孙建初主持启动了这口油井的钻探工作。1939年8月11日，老君庙一号井喷涌出工业油流，成为中国石油工业的起点。日产10吨原油，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截至1949年玉门解放，老君庙油矿共钻探成功44口油井，共生产原油50万吨，这占当时中国石油总产量的90%以上。孙建初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石油之父”。

新生的共和国百废待兴，以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为主的大规模建设即将展开，沉寂了许久的河西走廊。又一次迎来了它重新崛起的契机。1950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制定的《西北区经济建设三年计划草案提要》中，明确提出“西北地理环境和经济资源，决定了它是我国最巩固的、最有希望的国防建设和工业建设的重要基地之一”。

工业建设的发展离不开石油，加强石油的勘探、开采，成为了一件头等大事。1951年的5月27日，中共中央收到一封来自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的信件。

信中说：“经过一年来石油地质的勘测，现已就甘肃河西走廊地区详测了十一个储油构造，其储量约有二亿五千万吨。”这封信所传递的信息无疑是令人振奋的——当时，全国对石油的实际年需求量约50万吨，而1950年全年实际开采量还不足10万吨。在这封信中，习仲勋还提出了详细的开发计划，建议1953年起开矿及建厂，争取在1955年底开始出油，年产原油六百万桶，这样就首先满足了全国目前的石油年需求量。同时建议，在兰州修建炼油厂。第二年的2月，毛泽东签发命令，将解放军19军57师改编为“石油工程第一师”。数千名征尘未洗的官兵成为新中国在河西走廊的第一批城市移民。

1952年岁末，玉门油田和兰州炼油厂被同时列人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中。5年后。1957年12月，新华社正式向世界宣布：新中国第一个石油工业基地在河西走廊的玉门建成。这个油田在万众瞩目中迅速成长壮大为一座大型的现代化石油工业基地。经过几代石油人的努力，玉门油田总计勘探并开采的17个区块资源总量9.56亿吨。玉门油田，成为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

而王进喜则是从这里走出的传奇。这个15岁走进玉门油矿当童工的玉门当地人，在新中国的石油钻井岁月中，创造出惊人的全国钻井最高纪录，并在大庆石油会战中一举成名。而诗人李季更是充满激情地赞颂这座地处西北的石油基地发挥的巨大作用是——苏联有巴库，中国有玉门。凡有石油处，就有玉门人。玉门油田成为河西走廊上第一个大规模开发的宝藏。但这片无言的土地蕴藏的能量远不止于此。

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西北大学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河西走廊中段，距张掖市西北13公里的黑水国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古代冶炼的历史遗迹。这意味着，早在4000年前，河西走廊就已经出现了人类自主的冶炼活动。雷台汉墓中出土的铜车马阵列就是当年河西走廊冶金工艺的最好注脚。但，生活在这条通道上的古代先民采挖矿石的地点却始终没有找到。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急需大量钢铁支撑建设，寻找铁矿资源就成为重中之重。1955年夏季，西北地质局编号645的地质队连续派出两个分队进入祁连山寻找铁矿。他们是年轻的共和国工业先锋。地质队员们先是在藏族牧民柴昂阿莱什登带领下找到了头道沟铁矿露头。

接着，年仅21岁的西北大学地质系毕业生秦士伟带领一个小组冒着严寒和给养中断的危险孤军深人祁连山，在几乎弹尽粮绝的时刻，他们坚持继续寻找。终于，秦士伟小组在一个叫桦树沟的山岩上发现了赤红色的铁矿露头带。那一天是1955年10月23日。这一年的12月，甘肃省政府正式把桦树沟命名为“镜铁山”。一个新地名就此在河西走廊诞生。

为了中国钢铁工业的战略布局，匆匆组建的634地质队，在风雪弥漫的12月火速开赴矿区，一场惊心动魄的探矿会战在祁连山中全面展开。几乎所有的矿区钻孔都布设在陡峭的山崖上。年轻的地质勘探工作者和时间赛跑，和死神较量，从发现铁矿露头到提交给国家一个大型铁矿的勘探报告，他们只用了短短的3年时间。

代价同样是巨大的。为了共和国矿山勘探，先后有11名年轻的地质队员献出了生命。杨守林21岁、白兴民21岁、李敬君32岁、郑存江27岁；孟子明37岁、段文19岁、辛立国30岁、马汉民26岁。王宏江27岁、宋尚仁30岁、计进伦年龄不详。

这里是嘉峪关市的地质工作纪念碑。这座纪念碑讲述的是中国年轻的地质工作者和一个工业城市诞生的故事。1958年1月。国家冶金部在酒泉城以西22公里的戈壁滩上确定了酒泉钢铁厂的选址。一座中国西北地区的大型钢铁企业的建设工程随即展开。7年后，1965年，一个因铁矿而兴起的现代工业城市在河西走廊上正式诞生，因为靠近古嘉峪关城，它被命名为——嘉峪关市。

乌鞘岭

马蹄山

临松薤谷

焉支山

胡杨林

就在镜铁山勘探进入尾声的时候，来自河西走廊祁连山北缘的一个意外发现震惊了整个中国。两年前，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的汤中立被分配到甘肃省地质局祁连山地质队工作。1958年10月7日，已经是祁连山地质队一分队队长、技术负责人的汤中立，带领巡回检查组来到永昌县河西堡，一个生活在永昌当地的老乡拿着一块泛绿的石头找到地质队来主动报矿。这块被地质学术语叫作“孔雀石”的矿石标本引起汤中立的特别关注。

问清矿石标本的来历后，汤中立和其他同事立即驱车赶到永昌县，然后又追踪到宁远堡报矿人的住地，找到了一个叫“白家嘴子”的起伏山冈。在这里，他们发现了含有孔雀石露头的岩体。在其后的两天时间里，汤中立等人对此处的岩体进行了初步勘查，并勾绘了地质草图。正在检查找矿工作的地质部总工程师陈鑫恰好看到了这块矿石，做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指示——要特别注意，化验矿石中是否含有镍元素。几天后，陈鑫来到河西堡，带来一份化验单。

这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金川铜镍矿床最早的一份矿石标本分析报告。河西走廊上的这次重大发现，是上天的恩赐。镍，一种银白色金属，由于它具有良好延展性和稳定性，难熔耐高温，在空气中不易氧化，因此是—-种十分重要的有色金属原料，被用来制造不锈钢等高强度钢材，广泛用于雷达、导弹、坦克、航空与航天器、原子反应堆等军工制造业。

中国一直被视为“贫镍国”，镍成为新中国唯一凭特别票证供应的金属产品，可谓是“黄金可求，镍难求”。因为这是战略资源，西方世界对此始终严密封锁与禁运，年轻的共和国急需镍矿资源。

1958年冬季，一场大规模的镍矿勘探会战在河西走廊的龙首山下旋即展开。此时，他们还不知道，在这片荒凉的戈壁滩与起伏不定的祁连山北缘地带，他们工作的意义不亚于紧随其后中国大庆油田的发现。但，起初的收获却令人失望。7年后的l965年，被命名为“金川镍矿”的第一和第三矿区勘探结束，第四矿区勘探同样证实是规模有限的贫矿。何去何从，年轻的中国地质勘探者面临抉择。

此时，汤中立受命主持编制金川二矿区深部找矿的设计方案，计划打一批深度四五百米的钻孔，找岩体深部的矿体。其中在12线ZK22孔的钻探施工中，汤中立执拗而倔强地顶着巨大风险一再修改530米的原定深度，深入挖掘，并更换了一台千米钻机施工，终于发现了深部岩枝中隐藏的富矿体。最终的勘探报告显示，发现的镍矿矿体厚度达到358.16米。

这次惊险的地质勘探，取得了对祁连山地质探索的重大突破，对中国地质勘探界具有划时代意义。而且，这份最终勘探报告所涉及的矿种远不止铜镍这两类。其中，铁、铬、铜、锌、萤石、水晶和铀等38种矿产蕴藏丰富。金川由此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规模的复合型超级铜镍矿床。

这里就是金川的人造天坑——露天开采镍矿坑。在为中国工业建设做出重大贡献后，这座露天矿在河西走廊上留下了一个长1300米、宽700米、深310余米的椭圆形矿坑。这是中国迄今为止最深的人造天坑，也因此成为人类留在地球上的一大记忆景观。直到今天，对于河西走廊宝藏的挖掘工作仍在地底深处继续。这是金川矿区的主要坑口。每天，上下班的矿工们都要沿着这条斜坡道来往于井上井下。

当摄制组乘坐专车穿过全长7公里的亚洲最长斜坡道，走进镍矿深处时，不能不惊叹金川人的开拓精神。经过几十年的开采，金川镍矿的地下巷道已累计达到近千公里，相当于金昌到北京的距离。当地质勘探刚刚展开的时候，金川镍矿的建设者便已经在河西走廊的戈壁滩上安营扎寨了。

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生活环境，创业者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创业史。金川镍矿从正式开采矿石，到建立起一座全部利用国产设备的大型电解镍采选冶联合企业。只用了短短4年时间。在昔日一望无际的荒漠戈壁上，一座中外闻名的新兴有色冶金工业基地在河西走廊拔地而起。

1978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八下金川，组织全国50多家科研院所和建设单位联合攻关，解决了制约金川发展的大量关键性技术难题，使金川公司的生产工艺和技术装备在很短时间内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成功跻身世界镍钻工业技术大国的行列，在遨游苍穹的“神舟”系列宇宙飞船中，在一杆杆入地的钻机中，在一艘艘下海的轮船中，都有金川人生产的产品。一块无意中发现的孔雀石也改变了这片土地原本荒凉的命运，一代人将自己的青春挥洒在河西走廊上，曾经的荒漠变成了新的家园。

1981年2月9日，为加速金川镍基地建设，国务院决定正式设立金昌市，河西走廊古丝绸之路上，又一座蜚声国内外的新兴工业城市——镍都金昌自此崛起。今天的金昌，不仅是一座工业城市，更是一座绿色宜居的园林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继续憧憬着未来的生活。因河西走廊矿产开发而新设立的城市嘉峪关和金昌，使延续了两千年的河西四郡变为今天的五座城市，由此形成了甘肃行政区划的新格局。

石羊河上游星空

焉支古城星空

月牙泉 鸣沙山星空

月牙泉 鸣沙山星空

八一冰川星空

平山湖丹霞星空

平山湖丹霞星空

今天，我们沿着贯穿河西走廊的连霍高速一路行驶，茫茫的戈壁上出现了新的景观，它同样来自大自然的馈赠。由于河西走廊位于青藏高原的北支西风带上，风向稳定、风力充足，是中国风能资源最丰富的地区，许多地方都具备建设大中型风力发电站的良好条件。

如果能利用河西走廊地区每年一半时间的风量，发电量就能达到约4000亿千瓦时，这相当于全国一个月的用电总量。与此同时，河西走廊平原区为温带半荒漠和荒漠气候，光热资源丰富。2015年，这里将建成风力发电和光能发电的“陆上三峡”，成为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巨大宝库。

河西走廊，因为丰饶，所以美丽；因为历史悠久，所以沉厚包容。当它的潜能被充分发掘的时候．必将带给中国与世界更大的贡献。 若是人们从空中俯瞰这里，最能清晰感受到河西走廊的通道价值——这条得天独厚的走廊深居内陆腹地。独特的地理布局造就了中原与西域的理想联络方式。古往今来，打造并维护这条交通动脉，始终是中国的国家战略。

1952年10月1日，是新中国的第三个国庆日。天水到兰州的铁路通车。毛泽东欣然题词：“庆祝天兰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兰新路。”就在这一天，兰州至新疆的兰新铁路破土动工。建设穿越河西走廊、连接新疆的铁路是中国人多年的梦想。

兰新铁路所经地区的地质条件复杂、环境恶劣，大部分线路经过戈壁荒滩，工程分散，严重缺水，冬季漫长，运输困难。广大工程建设人员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创造了多项建设奇迹。

1953年，在河西走廊东端的乌鞘岭，三万劳动大军正在鏖战当年中国铁路历史上最大的工程。这是当时《人民画报》上的一张照片。英姿勃勃驾驶推土机的年轻姑娘叫胡友梅。这位21岁的兰新铁路建设者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女推土机手。

1953年4月，胡友梅出席了在北京怀仁堂召开的全国第二届妇女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总司令和刘少奇副主席的亲切接见。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马兰花开》，片中主人公的原型正是奋战在兰新铁路上的女推土机司机胡友梅。

1958年12月，兰新铁路的钢轨穿越河西走廊甘肃、新疆交界的红柳河，进入开阔的西域。四年后，1962年，兰新铁路全线竣工。这条铁路东起兰州西站，向西跨黄河，穿越海拔3000米的乌鞘岭，进入河西走廊，沿祁连山北麓、马鬃山南麓西进，跨红柳河进入新疆，再沿天山南麓经哈密、鄯善，过“百里风区”及吐鲁番盆地北缘，在达坂城穿越天山到达乌鲁木齐，全长1903公里，是新中国投资建设的一条最长的铁路干线。河西走廊没有铁路的历史，至此永远结束了。此时，距1876年中国境内第一条铁路开通，已经过去了86年。

又过了28年。1990年9月，东起中国连云港，西至荷兰鹿特丹的第二座欧亚大陆桥穿过河西走廊，全线贯通。2014年岁末。横贯中国西北的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的兰新高铁全线通车。河西走廊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交通战略的变革在21世纪尤其显得意义非凡。不仅如此，在这条中国西部陆路大通道上，还有人们看不到的通道正在持续运行。

2000年2月。与青藏铁路、南水北调、西电东送并称为中国新世纪四大工程之一的“西气东输”工程正式启动。这是中国迄今距离最长、管径最大、投资最多、输气量最大、施工条件最复杂的天然气管道。河西走廊是西气东输、西油东送的能源战略大通道和中国西部重要的管廊带，是中亚和新疆的油气资源进入中国内地的中转站，也是油气产品进入川渝、中原等地区的重要集散地，在中国能源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今天，河西走廊已经建成、在建和规划建设的原油管道、成品油管道及天然气管道有十几条之多。这条宽阔平坦的走廊正在成为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的重要战略通道。

在曾经的历史通道上，作为通往广阔西部的咽喉，河西走廊是那么的意气飞扬，更洒下过无数先輩的血汗，沉淀了太多的期待与渴望。

而对于21世纪的中国人，这条横贯东西、扼控咽喉的超级通道，战略地位愈发凸显，也必将肩负起更多使命。

两千年前，张骞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西去的探索征程，才有了一个帝国沿着河西走廊金戈铁马的生动岁月和这条通道日后的别开生面。

从走廊东西两端同时走来的学者和僧人，携带着古老的典籍和经书，穿越乱世动荡的年代。思想和信念依然生生不息。

儒家与佛教的光芒沿着这里，照射到整个东亚，而东西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也让河西大地变得博大、宽容。

河西走廊像一个楔子，楔入了中国广袤的西部。和平的使者纷至沓来，以会谈与结盟的方式，奠定了今天的中国版图。身处广袤西部和遥远欧洲海岸的人们，也怀揣着对未来生活的期望和对未知世界的探求，踏上了东行的路途。

从此，穿越了河西走廊的丝路绵延伸展，马帮与驼队日夜兼程。瓷器和丝绸、黄金和琥珀、僧侣与经卷，财富与憧憬成为漫漫旅途中坚持的梦想。

在这条神奇的河西走廊上，一代又一代行者穿越时光。激情、欲望、喜悦、悲伤，重复轮回。把一个个遥远的国家联络成一个更加宏大的格局：天下。

毫无疑问，河西走廊早已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地理概念。它意味着一种历史．—种文化和一种使命。它是丝绸之路的象征和缩影。在世界版图上，两条丝绸之路，恢宏而壮美。

陆上丝路，从中国西安出发，一路向西，跨越高原峡谷，穿越沙漠盆地，经过河西走廊，深入中亚腹地，通连欧洲；海上丝路，从中国东南沿海，沿马六甲海峡，过印度洋，直抵大西洋岸边。千年前的丝路辉煌，张骞策马西行，郑和扬帆西下，一段久远的故事，一段让人感怀的沧桑岁月。

2013年9月，瓜果飘香之际，习近平主席来到中亚，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不到一个月，在椰树芃芃的东南亚，习近平主席又提出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2013年11月“一带一路”，写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上升为国家战略。“一带一路”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战略构想，更是沿线各国的共同事业，有利于将政治互信、地缘毗邻、经济互补等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持续增长优势。

这一跨越时空的宏伟构想，从历史深处走来，融通古今、连接中外，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承载着丝绸之路沿途各展繁荣的梦想，赋予古老丝绸之路以崭新的时代内涵。

草原黄了又绿，海上潮涨潮落。中国，从强盛到衰落，又从抗争到复兴。今天，我们距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未如此之近；中国同周边国家携手圆梦的意愿，从未如此之真。而河西走廊，作为陆路丝绸之路的重要地段，也将迎来新的机遇与挑战。

时光一去不返。但河西走廊始终就在这里。曾经发生的故事已成永恒；走向未来的脚步正在继续！

敦煌·莫高窟

我们不知道他是谁。

他的名字应该被留在编号220的洞窟里。

但是，按照当时的惯例，绘画的工匠的名字不能出现在他们所做的壁画上。

于是，这个杰出的画工被时间的洪流湮没了。

但，为了呈现发生在莫高窟的这个故事，我们还是为他取了一个名字——李工。

弹指间，沧海桑田。一刹那，转身千年。

敦煌，河西走廊西端的重镇，它南枕气势雄伟的祁连山，西接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靠嶙峋蛇曲的北塞山，东峙峰岩突兀的三危山。

两千年前，因为河西走廊的风云际会向一个年轻的皇帝招手，于是，霍去病两次深入河西走廊，驱逐匈奴。

当他停下来的时候，发现这里恰好有从祁连山流下来的雪山河，有绿洲，是一个理想的防御和出击的基地。

于是，敦煌成为汉帝国向西域迈进的边城。

它很快从汉帝国最初设置的河西走廊两郡中独立出来，成为著名的河西四郡之一。

发源于祁连山积雪和冰川的党河流经敦煌，使这块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变成得天独厚的绿洲。

汉帝国高强度的军屯与经略，丝绸之路的开通，使这里迅速成为西部重镇。

又过了400年。

公元344年的一天黄昏，有一个叫乐僔的和尚途经宕泉河谷时，看见鸣沙山在金光之中千佛显现。

乐僔认为，这个地方是佛教圣地。他决定不再匆忙赶路了。要留在这里开窟造像。正是这个决定让敦煌有了它的第一个石窟。

但他不会想到，从此，这里的开凿与绘制延续了若干个世纪，并且，成为享誉世界的人类艺术宝库。

不仅如此，敦煌，恰好处在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北、中、南三条线路，这三条道路都以敦煌为起点，到达中亚、欧洲。

作为沟通欧亚的商业大道、中原王朝的前出基地，敦煌寄托了熙来攘往各色人等的梦想。而从敦煌再往西进入西域，则要穿越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生死叵测。

于是，人们在离开敦煌前就在莫高窟捐钱造一个窟，供养神灵佛祖，祈求得到保佑；

从西域荒漠里平安过来的人们，为感谢佛祖的保佑和恩赐，也开窟造佛供养；

平民百姓在丰年和平安盛世，希望好景长久，遇荒年战乱亦盼望能摆脱苦难，为精神上的寄托，心理上的满足，也开窟造像，求得安慰。

敦煌的各级官吏、世家大族、高僧大德也会营建属于自己的功德窟，以表达对佛教的虔诚。也有的是借开凿佛窟炫耀各自的政治、宗教或经济势力。

就这样，三危山下、鸣沙山畔、宕泉河谷的石壁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洞窟。

日出日落、斧凿声声，敦煌佛窟的营建从未在如流的岁月中停止。

石窟在不断增加，窟中的佛像在改变着容颜，从雄浑健壮变成秀骨清像，继而转向柔和丰腴，色彩逐渐细致艳丽，构图愈加大胆，佛国世界变得前所未有的宏大欢乐。

一代又一代的僧侣、画匠、供养人将他们的信仰和希望刻绘在石壁之上。

各种各样的山川景物、亭台楼阁、花卉图案等令人目不暇接，这些雄伟瑰丽的画面如果一方方连接起来。可以排成20多公里长的画廊。

这是上世纪初，一个名叫查尔斯的法国摄影师拍摄于敦煌莫高窟的一张照片。

1908年2月24日，查尔斯和伯希和及另外两位法国人组成的探险队风尘仆仆，来到莫高窟。

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长达1700余米的岩壁上遍布密密麻麻的洞窟，其中南区近500个洞窟，每个洞窟中都有彩塑，四壁和窟顶画满佛像、壁画。

当伯希和和查尔斯进入今天被编号为220窟的洞窟时，非同寻常的佛像扑面而来。

3个星期后，精通汉文化的伯希和恋恋不舍地离开了。

他希望以后有机会再来敦煌时，仔细研究一下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220窟。但，他再也没有机会了。

很快，中国学者启动了一场事关中国文明的抢救运动。

36年后，1944年的夏天，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发现220窟北壁瑞像壁画正在逐渐脱落。

而脱落的地方隐约露出色彩艳丽、线条挺秀的早期壁画。

当他们小心翼翼对220窟主室四壁壁画进行了剥离之后，整间石窟四面墙壁上显露出了场面宏大、人物传神、瑰丽无比的初唐壁画。

更令人惊奇的是，多数敦煌壁画中的人物面孔和手臂都已经因为氧化而变黑，但当220窟的初唐壁画展现在世人面前时，却保持着异常鲜亮的色彩——这让所有的研究者激动不已。

在石窟的南壁，绘制着西方极乐世界的美妙图景：天上佛像与菩萨庄严神圣，地下歌伎舞伎身姿翩跹。

在石窟的北壁，七尊药师佛像站在莲台之上，流光溢彩、装饰华美。

东壁上展现了菩萨维摩诘的经典故事，场景中的人物个个神情生动，姿态得体。虽然画的是佛国景物，但精神却是世俗风貌，供佛的舞蹈者、菩萨面前的帝王臣子，都展现出各自的身份和个性。

所有到过敦煌奠高窟220窟的学者和艺术家都被这里的壁画所震撼。

他们共同的感觉是，220窟的壁画绝非出自普通工匠之手，更像是大师作品。

遗憾的是，并无文献佐证，那一时期有什么大师巨匠来过敦煌。

但如果说这些壁画是由无名工匠所绘制，又的确令人难以置信。

220窟东壁的维摩诘经变画被视为敦煌壁画中的巅峰作品，每当我们看到这幅人物肖像，都会感到一种震撼。

画面中的维摩诘居土身体微向前倾，似乎正与文殊菩萨激烈辩论着佛教哲理。而另一侧的文殊菩萨则在诸菩萨、大弟子及诸天人的簇拥下，神态自若地与维摩诘对问。

特别是在东壁“汉族帝王听法”的场景中，帝王形象的塑造手法和风格看起来和著名唐代画家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如出一辙。

而令人费解的是，大画家阎立本身在长安，敦煌与长安相距两千公里，220窟的壁画与《历代帝王图》之间会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公元637年，在长安的一座寺庙里，李工正在专注地绘制一幅维摩诘经变画。

李工的笔下展现了居士维摩诘与文殊菩萨辩论的场景，神情十分生动，围观的人对他所画的菩萨形象啧啧称奇。

此时，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已有10年光景了。这，正是被后人称为“贞观之治”的火红岁月，一个全新的时代到来了，一切都显得那么朝气蓬勃。

随着贞观之治带来的经济繁荣，各种各样的建筑被建造出来，开放富足的时代令唐人特别热爱生活，喜欢用色彩来装点墙壁。从寺庙到官府，从私宅到皇宫，他们将美丽的风景、绚丽的人物、充满神秘色彩的宗教场景绘制到墙壁上。

此时的唐帝国著名画师阎立本就是一位壁画高手，他的画是朝野公认的“神品”。

李工虽然还不是名家，但他是整个画坊最出色的画匠，围观人群中有人说，李工画的人物和宫中的阎立本颇为神似。

李工心中有几分得意，他每日在画坊刻苦临摹宫中的粉本，就是梦想有朝一日可以进入翰林院任职，成为一名有身份的画师。

粉本，多是当时流行的大师作品，或者皇宫中流传出来的画稿。

画匠常常照着这些粉本来画壁画，以满足客户对流行趋势的需求。

临摹粉本是作为一个画匠最基本的功夫，如果不合格将不能独立工作，甚至受到惩罚。因此一般画匠的水平都必须达到一定标准，这就使得一个时期内，普通画匠的作品在艺术风格及水平方面与大师的作品差距并不遥远。

同时，粉本的流传也使得唐朝长安的绘画一时风靡，从最西面的西域诸国到东海之外的扶桑，都能看到盛唐长安艺术的风采。

尽管李工的绘画技巧已经非常高了，但是要想进入翰林院成为皇家专属的画师几乎没有可能。

有名的寺院或权贵人家为了互相攀比，更愿意邀请有名望的画师。而不是像李工这种籍籍无名的画匠来画壁。

感觉前途渺茫的李工有时候会想，自己是不是入错了行。

公元639年。

大唐王朝的富庶和开放，使丝绸之路迎来了自汉以来的第二个鼎盛时期，敦煌也成为史书中形容的“华戎所交一大都会”。

就在此时，西域地区和地处新疆吐鲁番东南的高昌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

当时西域一带均受蒙古游牧部落西突厥的统治。西突厥开始出现了与唐朝敌对的势力。地处西域门户、丝路要冲的高昌国国王麴文泰依附西突厥，拘留西域诸国赴唐朝的使者，试图阻止他们过境与唐帝国交往。原本“职贡不绝，商旅相继”的丝绸之路也因此阻塞不通。

这是中原王朝所不能接受的。

对唐太宗来说，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和西域的安宁是国家战略的既定目标。

唐帝国的远征军迅速集结。在广泛动员招募士兵的同时，也征召了一批文化人士和手工艺者随行。

大军一路去到河西走廊和西域，作为跨区域的国家军事行动，军队无疑也担负起将大唐的文化和艺术传播到更广阔的土地上的责任。

李工的心中涌起一阵莫名的冲动。

他想，与其在长安城做一个没有名气又不受重视的小小画匠，不如到远方去看看，说不定会有机会做更大的事业。

公元639年，李工带着自己的画笔与粉本。加入了侯君集大帅的军队。

由于敦煌是距离高昌最近的河西重镇，这里自然成了唐朝大军最重要的后勤补给基地。

李工和其他工匠奉命在敦煌为帝国的军队装配攻打高昌的军械。

唐帝国大军在大帅侯君集率领下很快就攻陷了高昌城。

军队回撤之时，一些工匠选择留在敦煌。李工便是其中之一。因为他看到了施展才华的大好机会。

他发现敦煌虽然地处边陲，但田园垦辟、商贸发达，各种肤色和语言的人聚居在这里，是个十分有趣的边疆国际城市。

最特别的是，这里还保留着最初从天竺传来的佛教传统，人们普遍信仰佛教，喜爱开凿石窟，并在石窟中塑像和绘制壁画。

此时的莫高窟经过隋朝的大力营建。已经出现了上百个洞窟，数量和规模上都达到了非常可观的程度。

李工来到莫高窟，仔细观看这里的壁画，前代的画匠们用他们质朴的笔触画出了自己心目中的佛国世界，让李工深受感动。

李工和他的同伴们开始尝试着为敦煌的寺庙和洞窟绘制壁画。

代表着长安前卫绘画风格的他们带来的这种色彩鲜艳、气势宏大、人物宛若宫廷美人一般的壁画令敦煌居民眼前一亮，有人觉得把神佛画得如此具有世俗感是对佛的不敬。但更多的人很喜欢这种华丽的风格，神佛就像长安城中的时髦人物，令人备感亲切。

李工画技高超的消息很快就在敦煌传开。他开始源源不断地接到邀约，去为新开凿的洞窟绘制壁画。

很快他就成为了敦煌画匠中的“都料”。“都料”是工匠中技术级别最高的人，也是绘画工程的规划、指挥者。

李工通常自己为壁画起底，然后让其他画匠根据粉本来描画颜色。

他感到，敦煌前代的壁画非常精彩，而自己也要把这个时代的风格带给敦煌，一种前所未有的创造力在他的心中涌动。

不久，李工接到了当地大族翟氏出资的一项重要工程。

翟氏家族是敦煌的望族，人口众多，广泛分布于敦煌的各城乡当中。

这些来自中亚粟特九姓或迁自陇西的翟氏于唐初发展为敦煌当地的士族。他们十分重视儒学，同时也是一个世代崇信佛教的家族。

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翟氏家族开始在莫高窟开窟造像。

公元642年，唐太宗贞观十六年，朝议郎、敦煌郡司仓参军翟通开始出资建造作为家窟的莫高窟第220窟，这是敦煌比较早的以家族为主导的石窟。

家族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一个官宦或贵族家族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

敦煌石窟的“家窟”中，不仅刻画着其家族的历史，也刻画着古代敦煌乃至整个中国的印记。

据记载，主持翟家窟营建工作的是翟氏家族在敦煌大云寺出家的僧人道弘。

学者们考证，大云寺就是今天莫高窟最大的大佛——35米高的“北大像”所在的第96窟弥勒佛窟。如今，人们已经无法见到这座寺庙了，但窟前还保存有大型殿堂建筑的遗迹。

受到道弘的委托，李工负责翟家窟的壁画绘制。

一个洞窟从始建到完成，要经过复杂精密的程序，需要李工和石匠、泥匠、塑匠、木匠等不同工种的工匠一起，合作完成。

在古代敦煌有专门的一支施工队伍，他们被称作“打窟人”，负责整修崖面和开凿岩洞，这是营建石窟的第一步。

接着就是修筑与石窟结合的一些殿堂、窟檐、楼阁等土木结构的建筑，这需要木匠与泥匠配合来完成。

然后，由灰匠负责壁画地仗的制作。地仗是指用黏土和麻棉的混合泥抹在石壁上，使墙壁光滑如纸，最后将白灰层敷在泥皮上，这是绘制壁画的基础。

塑匠专门负责窟内塑像的制作，他们一般用木条或石胎做骨架，再用泥土来塑型。

塑像的内胎完成后，彩绘的工作就交由画匠团队来完成。

彩绘工匠们用的是事先准备好的矿物颜料。

他们将矿物粉碎，用清水研磨成不同颗粒度的色浆，再混以植物胶，就做成了敦煌画匠最常用的颜料。

工匠的笔下，朱砂的红色、雌黄的黄色、青金石的蓝色和云母的白色流淌出来，一幅幅瑰丽的壁画徐徐铺开。

敦煌的画匠一般为集体作业，也有一两名画家独立承担并画完一座佛窟的。

敦煌第220窟从风格上来看，似乎是以同一个人的粉本起稿，由多人上色完成的。

李工观察了石窟的四壁，向石窟负责人道弘建议，是不是按照长安的粉本样式来绘制翟家窟？

这样，一定会给敦煌带来最能代表大唐风格的壁画，这也是李工愿意留下来的目的。

看过李工的草稿之后，道弘完全赞同他的建议。

他们共同确定了洞窟的设计方案：

在洞窟东、南、北壁分别绘制维摩诘经变、西方净土变和药师经变画。

那些来自中原长安的画工们将因为他们在莫高窟第220窟的创作，为敦煌的佛教艺术带来巨变。

这也将结束传统地方艺术占主导地位的格局。

在这个历史长河的节点上，敦煌石窟艺术显示出非凡的创造性。

唐代的壁画以规模较大的经变画为主，几乎将整个佛经的复杂内容绘制成为一幅画，基本上改变了魏、隋壁画那种横幅连环故事的结构方式。

盛唐时期，净土宗十分流行，所以，在石窟中绘制西方净土便成为佛教壁画的主流。

所谓净土，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极乐世界。那是一个鸟鸣花香、四季如春的地方，佛陀在这里说法，聆听到真理的众生则享受无限的快乐。

李工开始在翟家窟南壁描绘他的西方净土变——

在巨型水池的中央，阿弥陀佛坐于莲花宝座上，周围拥绕着的众多菩萨正在悉心聆听，化生童子游戏其中，空中乐器不鼓自鸣，地下舞伎翩跹。李工用鲜艳明亮的色彩，流畅而精湛的线描，勾勒出歌舞升乎、华丽灿烂的极乐世界。

从这幅画中，人们可以看出敦煌的艺术风格进入了全新的中原唐风时代，摆脱了印度、波斯的影响后，敦煌艺术完全独立成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正如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常书鸿先生所说：

220窟的壁画“构图设色都不亚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教堂装饰绘画”。

当李工在石窟北壁所绘的药师七佛经变画慢慢成形的时候，观者无不为其构图的新颖、气势的宏大所惊艳。

画面中央的水池碧波荡漾，莲花盛开，水池之上有一宝台，以琉璃铺地，流光溢彩。平台上一字排列七座莲台，每座莲台上站立着一尊药师佛，合为药师七佛。

自东晋译出《药师经》后，药师信仰便开始在我国萌生和发展。

药师经极具现实意义的宣传，得到了上迄王公、下至平民的一致信奉。

在药师佛的两侧分立着身着天衣、头戴宝冠的协侍菩萨。宝台下方是奏乐、歌赞，供养药师佛的歌舞伎乐。

著名美学家宗白华认为：敦煌的艺境是音乐意味的，以音乐舞蹈为基本情调。

当人们注目于这幅壁画，沉浸在由光轮、衣带、波浪般的纹理组合成的广大繁复的旋律中时，仿佛真的可以聆听到宇宙的音乐。

有专家辨认出，这些舞者脚踩小圆毯、衣带飘舞、急转如飞，她们的舞蹈极可能就是在唐代盛行的胡旋舞。

随着唐太宗对河西走廊与西域的强力管控，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东西方之间的交流日渐繁荣。

来自中亚的风俗开始传入中原，胡旋舞风靡一时，“人人学圜转”成了大唐的风尚。

今天，胡旋舞已经失传，而在敦煌，胡旋舞却凝固在了石窟壁画之中，令人遐想无限。

在莫高窟第220窟北壁所描绘的盛大舞蹈场面中，还出现了大型的灯树，这一场景与长安等地上元日赏灯的情景十分相似。

唐朝诗人张说在《十五日夜御前口号踏歌词二首》中写道：

帝宫三五戏春台，行雨流风莫妒来。西域灯轮千影合，东华金阙万重开。

诗中记载的是上元日长安城踏歌灯的盛大场景，其中的灯轮恰是两种：分别是西域式的“灯轮”和中土式的“金阙”。前者为圆形，后者为方形，正是第220窟壁画所反映的形象。

上元夜，长安城中灯楼齐明，来自异域、风情万种的“胡旋女”舞动长裙，人们在歌舞升平、热闹非凡中享受无限的快乐。敦煌莫高窟第220窟的壁画，将李工记忆中长安的景象永远记录了下来。

有学者根据文献记载认为翟氏家族的220窟营建工作先后长达20年时间，虽然此观点有待进一步探讨，却可以从中看出洞窟营建工作的艰辛。

从翟家窟以后，敦煌的佛窟，多被冠以“家窟”名号，每一座“家窟”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历史。

它们是佛教社会化最具体、最深刻的历史见证。

洞窟主室西壁龛下的墨书“翟家窟”三个大字，强烈反映出洞窟营建的家族观念与思想，佛窟成为了家族财富的一部分，世代相传。

翟氏家窟也成就了那些无名的绘画工匠。

李工在这里画下了自己在长安磨炼多年的帝王形象。30年后，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问世，被世人尊为“神品”。而李工却湮没在历史当中，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在宗教信仰和艺术的双重感召下，李工和他的同伴们创造出了220窟的惊人作品，这是莫高窟艺术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当李工最后一次走进这座他为之奉献了大半生的洞窟时，他或许悲欣交集。

许多曾经的同伴随军参战，或伤或死。

他在洞窟壁画中表现了“九品往生”的情节。意在为亡者祈福，使他们往生净土。

虽然远隔千里，但敦煌与河西走廊始终跟中原王朝息息相关。

当“安史之乱”令唐帝国由盛转衰之后，敦煌也没能逃脱厄运。

青藏高原上的吐蕃崛起，攻陷河西走廊，对这里进行了长达70多年的统治。

公元848年，敦煌百姓起义，夺回河西走廊。生活恢复平静以后，翟氏一族在220窟的故事又开始了新的篇章。

翟奉达，翟通的9世孙，唐末五代敦煌人，历法家。

公元925年时，翟奉达的父亲、兄长已亡故，特别是一个儿子和一个孙子也英年早逝。白发人送黑发人，翟奉达的心情十分沉重，他决定重修先代的洞窟为家族祈福。

此次重修时，翟奉达把自己和亲人们的画像画在了石壁上，并在甬道的另一面工整地写下了“检家谱”，它详细记载了家族经营家窟近300年的历史，成为了今天的人们理解敦煌石窟营建与日常管理的文献证据。

中国艺术在魏晋南北朝时，与来自印度和中亚地区的佛教文化交流融合，获得了一种蓬勃的生命力。到了隋唐时期，这种混血艺术逐渐完成了本土化的过程，从而酝酿出中国美术的黄金时期。

吴道子，正是这一时期最为传奇的画家，他所绘制的线条既柔软又强劲，为后世的画工创立了示范性的粉本，被称为“吴家样”。

传说中的画圣吴道子的画已经没有留存于世的了。

而今天，第220窟的壁画被公认为具有“吴带当风”、“满壁风动”的“吴家样”神韵，成为美术学院的学生们学习的范本。

唐朝是丝绸之路最繁盛的时期，同时也是敦煌营建的黄金时代。莫高窟有近一半的洞窟是在唐朝修建的，以220窟为代表的现存127个洞窟，集中反映了唐代文明的宏大辉煌。

从公元4世纪到14世纪的一千年间，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朝代的兴建，在敦煌地区形成了莫高窟、西千佛洞石窟、东千佛洞石窟、榆林窟和五个庙石窟等石窟群。它们被统称为“敦煌石窟”。

据记载，敦煌石窟数量曾达千余个，现共存812个，单是吳局詹就有735个，其中，492个洞窟中留有壁画或塑像。共保存了壁画45000多平方米，历代彩塑3390身，以及唐、宋、清、民国等时期的木构建筑10余座。

莫高窟跨越了众多的王朝，最终形成集建筑、雕塑、壁画三位一体的艺术圣地与历史文化宝库。

1900年，在莫高窟居住道士王圆箓无意间打开了封闭近一千年的藏经洞——莫高窟第17窟。窟内堆满了从公元4世纪到11世纪的历代文书和纸画、绢画、刺绣等古代文物5万多件。

1908年5月27日，伯希和离开了敦煌，6600余卷藏经洞文物和368张莫高窟照片被他一起带回了法国。

莫高窟——这座中国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延续时间最长的佛教艺术和历史文化宝库自此蜚声世界。

以敦煌地区保存、发现的丰富历史文献和艺术、文物为研究对象的敦煌学也因为这些经卷的发现和研究，开始逐渐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

而形成敦煌石窟群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在穿越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上处于独特的枢纽地位——

它是西去的分叉点，也是东来的住泊地。

由此，造就了这里商贸往来的兴盛景象和东西方文化艺术的切磋交融，并最终成就了敦煌莫高窟对中华文化的贡献，以及在世界艺术宝库中的巅峰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