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19

     当车子、房子、票子已经成为大部分人生活的全部时，镜头却向我们讲述了1919年里那些为了国家、为了理想、为了正义而奋争乃至献出生命的人们的故事。
    这样的电影该多些，再多一些。
    在这样的时代，务虚好像是可耻，奢谈理想还有爱国似乎只能引来讪笑。可我真真切切地被无数的顾维钧们的热血和真诚所打动，他们家境优越、接受深厚的传统教育的同时又亲身体会了先进的西方文化、文武全才内外兼修、既风度翩翩又才华横溢，换成我们当中的任何人，置身于他们的地位恐怕都会知足了吧，一个人能够拥有的似乎都已经拥有了。国家？民族？多虚啊。可他们，偏不。理想像熊熊燃烧的烈火，驱使每一个人献出他的所有，有些人是生命有些人是智慧，只看国家需要什么，他就给什么。毫不犹豫，永不后悔。
    九十年过去了，我们真的是在大踏步地前进吗？我们比九十年前的人们更热爱的祖国吗？如果祖国需要，我们，还肯献出自己的生命吗？
    我们眼里好像只剩下钱了，好像只有为了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奋斗生命才是有意义的。除此以外，别的生命形态都是值得怀疑的。那一股由古至今一直涌动在民间的火到底是什么时候熄灭了呢？是20年那个广场上那一场惨无人道的熊熊烈火导致了它的无影无踪吗？
    吃饭吧，穿衣吧，读书吧，工作吧，沉默吧......
   只有这样才是实际的，只有这样才是安全的。
    以前我们说没有国哪有家，现在我们是没有家国为何物？
    是我们不爱这个国家了？还是我们不爱这个已经被某些东西摧残的国家？因为它已经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样子。
    如果不是，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对三流明星的婚嫁丧娶津津乐道，而像顾维钧还有千千万万个像他一样的人，却被我们迅速遗忘，除了在课本上单薄的一页，从来没有真正进入过视野，得到过应有的尊重。而我自己也是那个淡忘的人，羞愧。
    铭记顾维钧，以及无数和他一样行进在历史中的人......

1919，三个人来到了巴黎。威尔逊带着他的十四点来了，梅带着对丈夫的挚爱来了，而顾维钧则带着收回山东的要求来了。

威尔逊被后世认为是理想主义典范，他带有浓厚的古典自由主义的情结，他说，我的国际联盟的设想就是这样的，它应该作为全世界人类的有组织的道义力量发挥作用，无论在何时何地出现错误的行为和侵略的行径，或者产生采取此类行为的企图，它们都要暴露在良知的探照灯下。那么在巴黎，是什么暴露在良知的探照灯下了呢？
集体安全制度，透过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和道德约束基点来判定国际纷争的是非，尤其是遏制战争的重开，其本身所带有的理想主义色彩就很浓。这个制度的出发点是对一战惨烈的战局的反思，当传统的均势原则导致欧洲国际关系体系僵化失去灵活性时，集体安全制度成为调解战后世界格局的首选。然而这中间存在两个问题，第一、集体安全从一开始就带有国际等级制度的烙印，从而没有摆脱维也纳会议的阴影。第二、集体安全从一开始就没有足够的能力完全约束各国的战争行为，从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伏笔。因此，威尔逊带到巴黎的十四点没有带给世界足够的希望，良知的探照灯下，依然是分赃的勾当。

梅满怀希望地来到了巴黎，革命者的妻子不好当，整日担惊受怕。肖克俭的爱国方式显然有些过激，但是考虑到影片拍摄的年代，还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我们换个角度，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人爱，没有人愿意为之付出生命，那么这个国家也就不久于世了。今日爱国居然也渐渐成了贬义词，果真如此还真要国将不国了。盼望着美国驻军的人们永远不会理解肖克俭，他们只会谴责他忽视了梅。当他们把他们的亲人挂在嘴边的时候，也从心里把他们忘记了。梅不会，她真的爱肖克俭，否则不会带着那么重的报纸资料给他。正在革命着的革命者的爱情，总伴随着苦涩，也因如此才愈发接近了爱情最完整的本质。

顾维钧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既被国民党通缉过，也被共产党通缉过。作为一位近代职业外交家，唐德刚曾经在他的《社会文化转型综论》中评价道：“中国百年外交史上只出了两个半外交家。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李鸿章。顾维钧只算半个。”时代的局限，政府的孱弱，让顾维钧只能以这样的面目留之后世。从这次巴黎和会的外交情况来看，顾维钧的外交生涯应当充满了压抑和艰辛。在根本漠视弱小国家利益的集体安全制度下，顾维钧的施展空间是极其狭小的。影片里顾维钧的所谓抗争，其实只是在精英层面上的，民众了解不到，即使了解得到也无需赞赏。因为纳税人养活这些外交官，其目的无外乎要求以其专业本领为国争利，外交官不能按其要求拒签，那么民众自然需要发泄其不满。所以有些人讲，打顾维钧的人是盲目的和愚昧的爱国者，我以为，顾维钧应该了解到民众意识的觉醒是近代外交的巨大转型和巨大进步，也是中国外交迈向近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因此这顿打让顾维钧郁闷，但并没有让他走向反面，民意在他这边，他可以违抗政府的训令。
顾维钧到会场然后拒签这段戏是导演虚构的，现实中，签字现场中国代表团的两张椅子是空着的，这次拒签在中国外交的历史中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中国第一次坚决地对列强说“不”，终于打破了“始争终让”的外交局面，最后没有退让。这也是中国外交胜利的起点。以后，中国一步步夺回了丧失的主权。

                     民族记忆与个人怀旧
立意
   《我的1919》是一部独特的影片。他表现的是一件封存已久的往事，即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拒绝在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这是在近代国际外交风云中，中国面对西方列强发出的第一声呐喊。尽管这声音确实微弱单薄，但是，毕竟是自1840年至1919年长达80年间中国外交官第一次挺起脊梁。
  重要的不是事件发生的年代，儿时事件所讲述的年代。任何被突然回忆起而又得到广泛传颂的历史在本质上都应该被看做是当代史。《我的1919》具有一种国际现代化视野，是在“冷战”后特殊的国际环境中，中国进一步实行改革开放的根本国策的必然产物，适应了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全面融入世界的发展趋势。他代表了面对当前纷纭多变的世界发展格局中中国人民的心声：中华民族尊重世界各个民族，也坚定不移地维护自己的尊严，在任何时候都要发出自己的声音，绝不屈从于任何霸权主义。
  当讨论这部影片的剧作时，我关心的主要不是历史实际发生了什么，而是这段历史被作者采取什么方式回顾和再现。
  这部影片选择的是一个特定的视角，即通过中国政府参加“和会”的代表顾维钧回顾历史。但是在本质上并不是个人记录，而是以个人回忆的形式叙述民族的集体记忆。
  任何记忆对于历史而言都是重构而非再现，正是这些重构，透露出作者的思想、观念、情感和幻想。但是，任何完全个人化的想象都不值得通过电影表现。任何单纯的抽象的理念形象化，都难以持久的凝聚观众的视线。一部成功的影片折射出的观念必然既是集体的，又是个体的。它必须暗合观众的心理需要。
  民众对于被表述的历史的关注点不会一成不变。这部影片强调的是中国人的尊严，它包含两个方面，既是民族和国家的尊严，又是每个中国人作为个体面对世界时渴望得到的尊严。
  在过去的一些影片中，个人的尊严往往被民族的尊严所掩盖，它倡导的观念是：只有国家民族有了国际地位，作为集体中的一员才会得到尊重，这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的时期一直是主流意识至今影响甚大。但是现实总是要修订既定的观念，有时这种观念正是通过电影形象悄悄地进行。这部影片的基本立意与传统观念稍有不同：每个中国人在国家交往中如果都能争取到自己的尊严，作为这些独立个体的集合——中华民族才有可能获得完整的民族尊严。
  这种观念的产生无疑有着现实依据，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封闭的国门向世界打开，中国人的国际交往日益增多，许多中国人都会发现，作为自己的祖国——中国，是世界上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敢轻视的。但是，每一个中国人作为个体，并没与因此获得足够的尊重，普通老百姓与外国甚至是西方人接触时，经常会感觉到一种潜在的歧视，有一种低人一等的感觉，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很不相称，令人倍感压抑。因此这部影片的作者试图通过形象启示中国人，既要维护民族尊严，又要维护个人尊严，既是应该的，又是有可能实现的。
  影片寻找到了一个形象来承载观众可得双重尊严，那就是顾维钧。编导的设计是：让他在具体历史情境中成为民族化身，观众与他认同，就会产生民族自豪感。作为个体，他以鲜明生动的个人魅力吸引观众，只有与他认同，压抑的精神才可能得到解放。
  当顾维钧叙述历史时，使用的电影手段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旁白是主观的，这样计较方便的把观众带到以顾维钧为中心建构的历史氛围中，从他的角度感受世界。
  但是编导设定的影像构成却是采用全知视点进行客观描述。因为作为电影的主要视点，遵守的原则是,不仅是提供视点的人物必须在场，而且要以摄影机代替他的眼睛去观察。这种局限是编导不愿意承受的，要想多角度展现事件内幕，只能采取全知视点。
人物形象
  顾维钧的形象是这部影片的关键所在，整部影片的众多人物形象，是以他为中心设置的。这显示出作者的创造性。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他是一个弱国的级别较低的外交官，本应无足轻重。但是，他被设计为一位颇有影响的重要人物，远远超过了他实际的社会地位。
  作者如果偏爱自己的主人公，就会不由自主的将他理想化，这个人物形象的成败均与这种理想化密切相关。
  他的性格设计的颇具电影化，他是一个主动性强的人，在关键时刻总要有所行动，而且具有一种不顾后果、勇往直前的精神状态。因此围绕着他，总是能够发生冲突。与他相比，陆征祥外长以及其他几位中国外交官则基本上没有安排什么动作，只能作为顾维钧的陪衬。
  顾维钧与法国总理克里蒙梭的关系是按照不打不成交的模式设置的。在这些外交摩擦中，他们各自展现了性格中最具魅力的一面。顾维钧的性格设计特点是，他在外交事务中斤斤计较，而且是公然违背上级——外长陆征祥的意愿，与克里蒙梭暗中较劲。这反而赢得了对手的注意和赏识。使之从居高临下的大国外交向趋向平等的私人外交转化，在顾维钧到医院看望克里蒙梭时，两人甚至发展成推心置腹的私交。
  这里的理想化表现为，顾维钧就外交事务而言，尽管不辱使命，但是也没有太大成就，但是就其个人交往儿童体验，他把国际政治舞台成功的变成展示个人魅力的场所。观众如果还能对于中国节节败退一让再让的外交活动兴趣盎然的看下去的话，正是依赖这种转化。他们喜欢这位在民族利益据理力争的时候，获得国家社会外交界普遍尊敬的年轻外交官。显然，在主权问题不是普通观众关注重点的今天，个人是否能够得到尊重与观众个体联系的更加密切。
  但是，显然作者过多的使用了一种模式，那就是，每当顾维钧有所行动，总是出现旁观的外国人士发出由衷的几乎不加掩饰的赞誉。如，克里蒙梭对顾维钧说：“威尔逊总统总是跟我提起你。他对你赞不绝口。有你这样的年轻人，中国的未来大有希望。”这从语气到用词都很不得体，很难想象一位大国总理会赞颂一位他看不起的弱国的无名之辈。这对于以顾维钧本人为叙述者的影片来说，听起来倍感生硬，颇有自吹自擂之嫌。显然作者在借克里蒙梭之口为顾维钧做鉴定，以引导观众，卫冕急功近利。
  以女性的爱慕之情来表达作者的倾向性，是故事影片最常用的叙事策略。这部影片中安排让娜爱上了顾维钧也是在意料之中。但是，爱情并没有真正的发生，因为顾维钧摆出一副不解风情、坐怀不乱的神情。在电影中处理感情可以有不同方式、不同结果，但唯独以一方情有独钟，一方不解风情最为笨拙。在作者看来，来自法国女郎的爱情，其象征意义远大于现实意义。在许多中国人的观念中，法国女郎是以爱情为生的，她如果爱上对方，必是对方可爱，而她是不在乎世俗的外在条件的。让娜被设计为美丽、多情而又有正义感，她倾心于顾维钧只是验证了顾维钧的个人魅力逼人，不可阻挡。中国人往往更盼望外国人的肯定，以从中找回自信，其实这正是一种缺乏自信的表现。顾维钧获得让娜的爱，得到的是自尊心的满足。但是没有感情回报依然不可理解，作者白白浪费了题材提供的机会。人们能够想得到最常见的情节是，顾维钧本来也想娶让娜为妻，但是担心有了法国夫人，不能在外交事务中站稳中国立场，只好放弃，虽然俗套，但总比毫无反应好。
  顾维钧形象的最大的不足在于，既然这部影片是以他的叙述为主线，就应更多的展露他的心理活动，表现他内心的矛盾和忧虑。只有更多的利用旁白进行自省，才能使其精神世界丰富起来，显示出与众不同的风采。毕竟他不应该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叙述人。
  在这部影片中，塑造的最成功的形象是法国总理克里蒙梭。他的性格丰富，个性鲜明。他应该是一位铁腕人物，号称“老虎”，却总是笑眯眯的，令人捉摸不透。他确实是表里不一，老奸巨猾，但精神状态却被设计的非常放松，生活态度更是潇洒自如。对于顾维钧，一方面爱惜人才，称赞其有魄力，有骨气，另一方面，在内心深处，他根本看不起这位弱国的小外交官。这造成了顾维钧的悲剧，即，外交是靠国家实力发言，外交官的个人能力根本无法左右国际政治。
  克里蒙梭所处的环境更加复杂，也更危险，他必须为自己坚持的外交政策付出血的代价，几乎丧失生命，由此显示出他的临危不惧，这种设计显然是易于换取人们的同情。与此对比，顾维钧虽然两次挨打，却没有生命危险，观众的同情大打折扣。
叙事
  影片在表现为中国争得利益权益方面，设计了两条路线、两种方式。一种是以顾维钧为代表的官方路线，一种是以肖克俭为代表的民间路线。
  我们可以设想，作者主观上准备设计为两条并行的线索，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互相对照。但是这只是作者的一厢情愿。故事影片最成熟的叙述原则是根据二元对立模式设置冲突，发展情节。但凡电影对两个事物进行对比，必然进入二元对立模式，对于二元对立的双方，不可能保持完全公正，作者在其中必有倾向性，关键是，作者肯定谁，否定谁。
  肖克俭的所作所为，在传统观念中代表激进的革命，而顾维钧则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改良。但是这部影片显然没有遵循传统的价值观念塑造人物形象。
  就理论而言，肖克俭应该得到更多的肯定，因为他的行为，其实基本上就是“五四”运动时的学生们行动的再现，只是把活动场所从北京转移到了巴黎。当时的政府之所以没有明目张胆的指示外交使团在“和约”上签字，重要原因是收到来自全国各阶层的压力。西方大国畏惧的也正是这种来自民间的反对列强的民族情绪。
  但是，顾维钧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示威游行无助于国家和社会，无助于山东问题的解决。作为历史人物，他当然可以而且也确实持此观点，这本无可厚非，关键在于，这实际上也代表了作者的观点，这就前斟酌了。在巴黎的中国留学生、华侨、工人殴打顾维钧而让娜奋不顾身的保护他，这种情节安排欠妥，因为它不符合事实。据顾维钧回忆录记载，当时学生并未动手，只是扬言如果签字就杀了他。因此学生、华侨与官员在拒签方面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
  关键在于，作者把拒签看做了一种至高无上的举动，是一种终极目标，而且是属于顾维钧个人的伟大的举动。其实，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是历史合力的结果，实属不得已而为之，顾维钧只是顺应了这种历史合力的趋势。
  显然，这部影片最基本的叙事策略是，把顾维钧个人的一切都赋予了民族含义，外国人对他个人的尊重被看做是寻求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外国人对他个人的喜爱被看做是对中华民族的喜爱，对他个人聪明才智的赞美被看做是对于中国人的赞美。顾维钧还不能算是历史环境中的真正个人而是中国人这个集体的代表，因此这种叙事，表面上是个人化的感受，实际上是写中国人的共同感受。
  以肖克俭的自焚身亡与顾维钧的拒签进行对比，同样是表达中国人的意愿，前者付出了生命代价，而后者只有举手之劳。但是，观众都愿意与顾维钧认同。原因就在于后者更符合中国人的幻想。
  历史真实事件与这部影片最大的不同是，中国代表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从外交角度来看，中国代表不到场也属一种拒签方式，只是不如到场戏剧效果强烈，电影需要提供一种直观的方式，观众需要亲眼看到自己的代表当场拒绝签字，看到当时外国人的震惊或失望的表情，从而激发观众的民族自豪感。在顾维钧回忆录中，描述了他对对当时签字仪式的想象：“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椅子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的惊讶，激动。”“甚至是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历史也是用想象的方式记载的。
  这种想象同样也激励这电影编导，因为它给人一种精神上的满足，电影更有利于这种想象的直观表现。与此对比，肖克俭的自焚，尽管悲壮，却难以激发这种由想象带来的精神满足，因为观众心里明白，外国人绝不会因此而有任何心理反应。
  在顾维钧与肖克俭的对比中，顾维钧完全占据上风。从作者选定了电影叙事方式的那一刻起，就决定了必然如此，只是需要指出的是，作者的历史观是大有可疑的。
疏漏
  影片开始，法国伤残退伍兵阻拦顾维钧的马车，殴打他，这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这群兵痞与中国代表没有任何利害冲突，这种设计完全偏离了主题。影片开始部分的冲突按照常规往往是为后来的基本冲突确定基调，根据这种逻辑，观众会认为，法国而不是日本将与中国直接争夺山东权益，因此有误导观众之嫌。其实这部分需要交代的是日本与英法美等大国的秘密外交，他可能损害中国利益，才能交代出产生危机的前提。
  顾维钧利用日本代表的怀表借题发挥，作者似乎非常偏爱这个细节，其实考虑欠周。在场的外国代表未必相信日本代表会用一块自己使用过的旧手表去贿赂中国代表，而且日本代表既然已经把表作为礼品送了人，为什么还要在发言前当着众人寻找这块表？真是匪夷所思。因此可以推论，在中日代表各执一词的情况下，中国代表可能说了谎，不幸的是，观众知道，确实如此。这种行为在外交场合是积极危险的，因为你既然可以当中撒谎，其他的言论就不可信，他表明这个人在的道德方面有缺陷。这显然不应该是对西方社会比较了解的职业外交官的行为。编导可能有一个观念：只要动机是好的，就可以不择手段。中国观众出于民族大义可能不会提出异议，但是一个旁观的外国观众未必会同情中国，因为他也许不能容忍顾维钧当中撒谎。
  顾维钧在发言中说：“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这个比喻有着明显缺陷，因为耶路撒冷是有争议的地区，而山东属于中国却是无可置疑的。
  梅作为影片的重要形象是苍白的，甚至有些多余。据说在原来的设计中，梅与顾也有感情纠葛，这样他就成为了顾维钧和肖克俭共同争夺的对象，在完成片中，这种设计被舍弃了，她只是被肖克俭冷落的妻子，更显得无足轻重。其实，她应该更多的显示出五四时期的新女性的风采，更多的引出一些时代特色，才不枉成为女主角。
  中国代表签字或者拒签，对于各方的利害关系并没有交代清楚，西方各国只是丢了点面子，中国代表无论选择什么，对于他们个人没有任何影响，既不丢命，也不丢官，不冒任何风险，拒签的唯一输家是日本，这样它无法堂而皇之的将山东据为己有。果真如此，对于任何一位中国人来说，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只管放心大胆拒签就是了，谈何伟大意义呢？没有反差巨大的利害关系，就谈不上选择的优劣，作者在设置基本冲突时显然不够周密。
  在如此严肃的正剧中，日本的形象依然被漫画化，与全片的人物造型和人物风格不统一。对电影编剧而言，也许需要用更加严肃的态度去观察日本的各种人物，特别是反面人物，谨慎地探求其内心世界，才会塑造出真实可信的形象。
  肖克俭等人用抽签的方式决定谁去自杀明志，并非上策，这本应该是一种完全自愿的选择，如果抽签就有碰运气的成分。谁抽上谁倒霉，就冲淡了慷慨就义的意义。
  结尾时安排躶体法国男子的意义不明确。
                                         
                                       摘自《中国电影美学1919》